吴镇御史与“东乡血案”

朝廷看到东乡血案已轰动了全国，为了彻查此案，首先调湖广总督李瀚章到四川任总督，后又把号称文武全才，颇有声望的山东巡抚丁宝祯与文格对调。丁宝祯入川后，虽能严劾贪官污吏，但处理东乡血案，其态度则很暖昧。他在奏复清廷时，同样遮遮掩掩，不敢认真追查。因为，他与文格的各自任内都有些见不得人的事，害怕深究，只能互相包庇。但由于此事影响太大，朝廷不好长期沉默。于光绪四年(1878)又任命居住在四川开县原籍的两江总督李宗羲就近前往复查。

李宗羲奉旨后，先遣侄子便服先行。不久又亲自出马，以衰病之躯，跋山涉水，由开县来到东乡县城，路断人稀，居民缄口不敢多言。李宗羲查证多日，始明真相。“调查核实，县民袁廷蛟聚众抗粮，始则因官绅通同浮收(税赋)，继则知县孙定扬冒昧请兵，最后李有恒提督妄杀平民，死千余人”（9）。但是李宗羲仍然顾虑重重，不敢直言奏复。因为，说实话要得罪当道，不说实话要冤枉百姓，踌躇多日，终以“国恩难负，公论难欺，天良难昧，不敢不据实陈奏。况千百民命彼关，天下人人共愤。此冤一日不雪，人心一日不安，倘日后再有反复，不惟身名俱玷，且无以对天下后世”（10）。他才据实上报，袁廷蛟聚众算帐，孙定扬捏词请兵，李有恒纵兵滥杀等等事实。矛头直指丁宝祯轻纵李有恒，要求严办。这时。朝廷才斥责了宝祯奏报不实的错误，并另派钦差恩承、童华二人，前往四川查办。由于这两位钦差，都是大贪官，沿途作威作福，“一日之费，官供民派，需千数百两”（11）。到了成都又接收丁宝祯的贿银数万两，在回京复命时，对丁又竭力庇护，使本已明白的案子至此仍难以定谳（yàn）。

直到曾任四川学政的国子监司业张之洞，看到“三经纠参，两易督臣，三奉查办，而卒之舍道恶而弗诛，事无真是非，刑无真罪名”（12）的问题后，提出《重案未协有关治本民心疏》的奏文，列举大量事实，要求平反冤案，严惩罪魁。他痛切指出:“伏恩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判请剿，诬判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他省捐输，偶一为之，即有勒派，只累富室。川省捐输之数，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无可加减。故东乡之多收五百文，非勒捐富户也，乃加赋也，非为国聚敛也，乃肥己也。……东乡至同治八年以后，局中有巨万之征收，无一纸之清帐。乡民愤激清算，遂发兵以剿之……横征暴敛，妄召外兵，残民以逞。民不叛而诬为叛。城不围而捏为围，兵已临而不乘机抚定，将欲剿而无一语阻拦。流毒半年，杀人如草，……案悬数年，而被京控”（13）。这持论公平、有理有据的奏文终促朝廷下决心彻底解决了这一拖三年多的冤案。

三是东乡冤案终于得直。吴御史，在光绪二年向皇上的奏折就明确提出:对东乡人民“狭嫌作杀，残虐降革，淫凶掳掠”的罪犯，要“确切查明，秉公严办”，“斩决降革，发遣有差”的要求，朝廷经三年多的时间，换几任大员，反复调查核实，证据确凿，终于在光绪五年(1879)十月，对四川原提督李有恒，以纵兵殃民，判处死刑;东乡原知县孙定扬，以捏词请兵，判处死刑;并对劣绅张裕康等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永不准释回;李开邦等发极边四千里充军，永不释回。并饬令对东乡的地丁、津贴、捐输、茶课等顶制定统一章程，不准复收。还规定，永远不得设立支应局，不准劣绅插手征收钱粮。这样，吴御史为东乡人民翻案的初衷方才真正实现，东乡人民的冤情终得昭雪，全县欢声雷动，大快人心。

那位不畏强暴，舍死忘生，为民请命的袁廷蛟，在胜利之前就冤死了。早在第一次办案时，他被押囚于四川成都狱中听候处理。朝廷宣布结案时，认为袁虽衅起闹粮有罪，但非叛逆，众寨民亦非叛党，没有指明对袁廷蛟如何处理。而丁宝祯认为袁廷蛟一旦被释出狱、会揭穿其阴谋鬼计。为杀人灭口，便悄悄将袁廷蛟杀害于狱中，只以死狱上报。

民国《宣汉县志》指出:“廷蛟之志，切除害，反以殃民。非御史吴镇以公之奏，廷蛟匹夫，何能达圣鉴而伸冤狱哉。有恒之兵，自以搜索扰民，至怨于昊天使之也。”

赵学成 1991年《文史杂志》第二期

注释

(1)(2)《平昌县白衣乡志》240页

(3)《清代四川进士征略》111页，李朝正编著，1986年4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4)(5)民国《宣汉县志》卷十。

(6)《四川近代史》170页，隗灜涛等著。1985年12月，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kuí ]

(7)民国《达县志·人物门》第十五卷第十四页

(8)引民国《宣汉县志》卷十，第四十一页。

(9)同(3)74页。

(l0)《开县李尚书政书》卷八

(11)《清实录·德宗实录》卷五十九;现有补充和修改。

(12)《张义襄公奏稿》卷一

(13)同(12)

(14)民国《宣汉县志》卷十四。

(16)同(14)卷十第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