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镇御史与“东乡血案”

吴镇字少岷(1816——1887)，住四川省平昌县白衣庵(原属达县管辖)（1）。吴镇自幼好读书，终日焚香把卷，专以举业为嗜，有大志。道光十五年(1835)，以监生应顺天乡试，挑取国史馆誊录，议叙盐政大使。咸丰五年(1855)，以应顺天乡试，中举人，补户部河南司员外郎(2)。咸丰十年(1860)应会试，中榜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元年(1862)授检讨。外任浙江、山东、广西道盐察御史。三年后回京师，升刑科给事中，擢工科掌印给事中。同治十年(1871)充会试同考官，赏戴花翎。光绪十年(1884)，特授陕西盐法道，政声传播陕西全境，称循吏。在任三年因病请辞归家。著有《心一斋诗文集》和奏稿若干卷，与呼延华国共修甘肃《狄道州志》十六卷(3)。

吴镇任御史时，有言有声，不畏权贵，通理明达，尤善辩诘（biàn jié）。凡地方官吏，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冤狱诉讼之事，他刚正不阿，必理水落石出，方才罢休。遇事敢言，中外官吏，声播天下。光绪元年(1875)五月十九日，四川省绥定(今达川)府，东乡(今宣汉)县邑后河陈家坪，有一二十多岁的贫苦农民(铁匠)袁廷蛟，带领乡民七、八百人，高举“粮清民安”的大旗，在东乡城外，州河两岸的观音岩，要求减少粮税，清算粮帐，四乡群众同声响应，很快发展到两三千人，声势浩大。知县孙定扬，慌了手脚。请求绥定知府易荫之，亲自到县做安抚工作。他们密谋后，“同意”袁廷蛟的要求:“将铜钱二千五百文作银一两”;“允许群众推派代表赴府核算历年粮税”。结果，袁廷蛟等推出代表邓洪熙等八人前往，不仅未清帐，反而被扣留，使矛盾不断加剧，事态不断扩大。终于在光绪二年(1876)二月，东乡知县孙定扬，颠倒是非，捏造事实，诬蔑表袁蛟抗拒官兵，夺取军火马匹，劫掠四乡财物，聚众数千人。以“县城危在旦夕”为由，向上级请兵清剿。

告急文书到达成都时，四川总督吴棠正在病中，不久病故。署理四川总督的文格，惊慌失措，连忙“派裕字左营勇丁五百名，并添调威虎宝营记名提督李有恒，率军二千人，由遂南驰赴东乡相机剿办”。(4)

光绪二年三月，李有恒带兵不问情由，挥军攻打各村寨，由于无人抵抗，很快被占领(一时不能占领的，就向群众喊话:“只搜查袁廷蛟，决不伤害一人”)，群众信以为真，开门让清军进入。谁知清军更是不问清红皂白，将民作匪，借机乱杀，即是听从官府晓谕，离碉归家的务农人，也同样不放过。见人就杀，逢屋就烧，先后杀烧十多天“壮者夺路逃出者百余人，攀岩死者数十人，被勇杀者近三百人，半属老弱妇孺”。(5)特别是妇女先奸后杀，并选择未杀的年青妇女，劫走数百人，装载多船，经达县、渠县，一路顺流，扬长而去。

李有恒带兵对各寨“清查”的结果，并无任何军火器械，找不出一点袁廷蛟谋反的罪证。这次惨无人道的血洗东乡，制造了一次罕见的大冤案。

在这次血腥镇压时，袁廷蛟蜷伏在深山中。多日食野果饮山泉，昼伏夜出。正处于绝境之时，猛然想到在京的吴御史，乘深夜去白衣吴御史的家中，请求吴镇将东乡惨案代奏清廷。吴府德济欣然同意去京，将袁廷蛟扮作仆役随行，冲破重重阻碍，到达北京（6）。吴镇见袁廷蛟弄清实情后，考虑支持为东乡人民雪冤的方案。

一是直接向皇上送奏折(见《巴山风录》和《平昌文化名人作品选》，吴镇用一千多字的奏文，以事实为据，时省、府、县的官员，血腥镇压乡民的罪行作了彻底的揭露，并提出了惩治办法，为以后东乡血案的昭雪，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是让袁廷蛟泣诉东乡人民的惨状。吴镇为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联络在京的四川官员，让袁廷蛟“泣诉前日局绅贿赂串通官长及今日官兵惨杀乡民之故，闻者无不呼冤”（8）。当时在清廷任职的内阁中书萧宗禹等四十七人，又把东乡知县孙定扬和四川提督李有但等人罪行。写成奏章联名上奏。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一方面把袁廷蛟交刑部收监，听候处理;另一方面饬（chi）令川督文格严行查办。这时。文格已知事情闹大，日夜不安。因为，李有恒是他命令前往“剿办”的，真相如果揭穿，自己罪责难逃。于是，他在奏复中，百般掩饰，而引起陕西道监察御史李廷萧大为不满，列举八大可疑之处，层层批驳。文格见事实无法再辩，才把李有恒革职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