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巴山游击队

1936年3月，敌38军一部袭击塘口子，刘子才在取得了几次胜利的情况下，思想上骄傲、麻痹，事先无防备，被动退却，临时指挥部队退往铁炉坝，并在铁炉坝召开会议，敌人两路合围拢来，哨兵数次将紧急情况报告他，他总是说“几个毛毛兵算不了什么”，不让出战，结果被敌包围，伤亡很大。杀出血路退到宁强三河镇三道河后，又错误执行“纪律”，促使红12师36团特务连脱离游击军，单独前往通江碑坝，行进途中，被朱南轩保安大队缴械。游击军转移到桃园时，仅存260人。8月，又遭敌38军一部偷袭，仅存60来人，被迫隐蔽深山，住魏家坝一石窟之中。

曾任绥定道委秘书长赵明恩提出和执行“打陕安川”，游击军一后来称为巴山游击队再度壮大。

1936年9月，巴山游击队在魏家坝石窟召开全体人员会议，严厉批判了刘子才的轻敌麻痹错误，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降为伙夫。刘子才接受了大家的批判，表示当好伙夫。大家推选赵明恩为游击队领导人。因人数减少。游击队编为一个营，下设一个连和两个队（实为两个班），营部转移桃园寺。重建了党支部，支部书记赵明恩。会期中，大家同意赵明恩提出的“打陕安川”政策——以桃园为根据地，对四川的地方势力争取合作或使之中立，使游击队有安定的后方，把斗争矛头指向陕西的地主富豪。

会后，巴山游击队精神大振，立即着手建立了以桃园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他们向桃园附近的寨坡、上两、关坝一带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和各阶层人士，积极宣传“打陕安川”政策，进而推进到南江县城和杨坝、长赤等地，实现了地方政权和游击军互不相扰的局面，陕南军政各界，上告南江县政府“养虎伤民”，律江县长李植生也因杨坝、上两、贵民等地确实“民安”，置之不理。

巴山游击队在陕南、川北一带联系和发动群众，宣传游击主张，打富济贫，加强统一战线，纪律严明，群众拥护。一度时期，游击队发展到500多人，建立了以川陕边喜神坝、大小园包、铁炉坝、回龙沟为中心的纵横100里的游击根据地。

1935年10月，毛泽东在甘孜向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询问了巴山游击队的情况。1937年10月，中央从延安派了何孝林到游击队，介绍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民族统一战线情况，将“打陕安川”改为“团结抗日”。1938年2月，又派原红军98师295团营长王正坤（化名陈科同）由汉中工委具体安排到离南江桃园160里的兴马坎落户经商作长期联系。1938年7月，中央派吴显国带着王维舟给赵明恩的信件、地图、书刊、八路军服装样品到桃园，因赵明恩警惕性很高，要见到陈昌浩、张琴秋的亲笔信和照片才相信。中央得到报告后，即将陈昌浩、张琴秋亲笔信件、照片发往中共川康特委，特委指定阆中中心县委书记饶孟文亲自办理。饶孟文将信失落，他参加延安整风，未交代清楚此一问题，后病故。周恩来再请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赵明恩之妹赵明贞拍照一张，写信一封，要他们下山回延安，又由赵明恩的同学魏传统写信一封，一并经蔡畅交汉中工委负责办理，但因故未送到巴山游击队而没有实现。

正当巴山游击队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修正自己的斗争策略时，1938年秋，胡宗南新编第9师进驻南江，加上国民党又调集广元警备区司令、164师师长杨晒轩，南北合围“清剿”游击队。几经战斗，游击队依托有利地形，战胜了敌人。1939年冬，国民党又调21军164师490旅旅长李子猷（巴中人）兼巴山督剿主任。李子猷领4个团的兵力，联络陕西省保安队纠集的川陕团防，总计7000余人对巴山游击队实行“围剿”，他们将游击区的老百姓强迫迁走，断绝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使游击队陷人绝境。

1940年3月，游击队转战到碑坝附近一个叫老窠树的地方，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开展殊死搏斗，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赵明恩带领3名战士突出重围，打算潜回达县老家继续从事地下活动，行至南江杨坝猪槽沟，被他的通讯班长杨芝芳枪杀。叛徒杨芝芳是南江杨坝人，事后一直隐匿到建国后1952年（也有人说是1957年），因一次他与自己的妻子吵架，矛盾尖锐，于是他在妻子面前逞凶说：“老子人都敢杀，还怕你不成。”后来消息传出，加之他又犯有盗窃、中滋事等罪行，经过调查，原来他就是杀害赵明恩的凶手，终于把这个叛徒抓了出来，依法判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