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银耳归属权沿革主要分为四个阶段：1932年底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前、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时期、1952年春土地改革结束至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前、土地改革以后
一、1932年底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前
银耳声望日高，耳林资源就益渐集中于少数富户。银耳主产地的陈河、涪阳两乡，占人口8%-12%的富户拥有75%-80%的耳林，上等大片耳林则全属富户所有；而占人口10%以上的贫雇农，则只占不足10%的耳林，虽曰耳农，实则是“佃耳农”或帮工。
在人工生产银耳以前，由于通江地域广阔而人烟稀少，山林旷野，且青杠树主要用于烧炭，其价值还未像生产银耳后这样显示出来，故许多青杠林。特别是地处高山的大片青杠林，大多属于无主林木，或者依山脉、沟溪为界，归某一族人共有。待银耳人工培育成功并大量生产后，青杠林的价值陡增，地主豪绅富户纷纷巧取豪夺。通江的青杠林遂俱为私人所有。
涪阳乡鄢家沟1898年“银耳碑”就记载了张、李诸族“邀集同人”“分疆界以禁偷窃”。而涪阳乡火石岭1907年更新屈氏宗祠时便是“佃”白耳树了。耳林已完全成为私人资源。
陈河乡最有财势的耳林占有者是王氏三兄弟。老大王可经以收地租为主兼牟耳利；老二王可纶以牟耳利为主兼收地租；老幺王可缙为清末秀才，曾任兴文知县，全家“有五乘轿子在外头作官”，以从政为主兼牟耳利和收地租。他们占有雾露溪两岸30多华里长的两万多亩耳林，雇长工，短工。每到砍、剔、背、排的时节，方圆百多里的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都得去为他们出力。他们在上海等地设有“字号”，家里的外埠耳商经常要坐几桌。耳农们用血汗种出的银耳所换来的白花花的银子，成箱成包地存入他们的钱窖。民谚云：“大老爷的谷子，二老爷的银子，幺老爷的顶子。”又云：“大老爷的田，二老爷的钱，幺老爷的顶子戴不完。”王可纶为防盗匪，雇银匠为他铸了两砣大银，每砣重800余斤（没斤16两）。
民国初，渠县一支土匪捉住王可纶之母，逼她说出窖银处所，王可纶之母仅供出三个银窖，就被抢走2500两银。这伙土匪四处拉夫背银子，背一背篼给两砣各重二两五钱的银子作工钱。民国9年（1920年），靖国军郑启和向王可纶筹饷银二万两，王不允，郑遂派兵一团包围王宅，击毙王家丁三人，获银数万两而去。民国10年（1921年），土匪任明已在不明藏银处所的情况下去抢王家，也抢了银元8500元。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时期的1933年初，人民群众跟随红军打土豪，又在王可纶家搜出大量银子，组织学堂里村（今九村四、六两组）男女老少120余人背了两天，具体数目不详。
不仅恶霸地主对银耳巧取豪夺，残酷迫害贫苦耳农，还因为外界讹传通江“产银耳”，以为发现了“银窝”，以致军阀、土匪争相勒索，“产银恶耗，祸累全县”（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耳农们终岁辛苦，却饥寒交迫。
民国初，板桥口白岩坪刘叔谟在陈河教私塾时所作《通江白耳歌》说：
莫吟哦，且吟哦，我闻白耳动悲歌。不是珍瑞，直是孽魔。满清末季初发现，民国成立出渐多。县地纵横数百里，产出不过小江河。银转票，票转拖。每岁销除难十万，上下讹传号银窝。重税收寻无底止，匪徒涎视积兵戈。老转沟壑，少徙岩坡，田园荒废半烟萝。叫苍天，唤奈何，莫奈何。惨矣通民万万千，无耳也要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