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长征

母亲，唐成芝，四川南江人，目美、眉慈、肤白。面似皓月而不失英气，人若蓬兰而不失花容。气质从容而似巴山，性格柔韧而如蜀山。遇事不以力争，而以理求其谐；待人不以虚情，而以诚通其心，胸襟气度不逊须眉，信念意志堪胜铁石。

母亲告儿：“善良是宝，和气是金，精神是福。”此乃母亲一生恪守之信条也。长征战友钦佩余母为人之善，近邻远亲折服余母待人之诚。识者莫不钦佩，知者莫不夸赞。

1913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四），母亲生于四川省南江县红四乡大柏树坝村。柴门饥寒，日子苦焦。其父唐顺武当长工而在外，其母岳水玉带儿女而理家。长兄成群，弱冠之年远道旺苍背煤，途中遇害。二弟成弟，从小出苦力，当长工;小弟成祥，3岁即抱他人抚养。二妹成英，12岁入袁家当童养媳。幺妹冬妮，6岁送人抱养。余母排行老二，自幼割草于荒坡野岭之上，种田于炎阳风雨之中，织布于寒窗月光之下，朝朝暮暮不失于手脚之勤，里里外外不辞于杂活之累，缝缝补补有针线之巧，本本分分无圆滑之心。自小为父母所怜爱。母亲12岁丧母，14岁丧父，15岁入周氏之家，当童养媳。

寄人篱下，受人欺辱。饥无饱腹之食，冻无御寒之衣，眠无安枕之榻。吃剩饭剩菜，穿破衣烂衫，睡灶房木柜。担水、做饭、种田、织布，手脚无闲。灶房堂房之内，地头田陇之间，稍有闪失，即遭公婆之打骂。可怜余母，泡苦水而喘息于重负之下，忍屈辱而挣扎于火坑之中。

1933年2月，红军入川，扩红而似春风吹红巴山杜鹃。母亲跳火坑而出，脱女儿装而着戎装，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宣传员。同年，其妹唐成英亦参加红军，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员。一对亲姐妹，两朵红军花，同年同月绽放于巴山之上。1934年4月，母亲调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任洗衣班班长。1935年5月，母亲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时，任红军四方面军总部办事处妇女连一排排长。连长为陈严秀，指导员为王国青。

母亲曾告儿，其参加红军意在摆脱童养媳之悲苦命运。母亲于悲苦绝望之时，见红军如见救星降临，当红军如当亲娘之女，认定红军是穷人之救星。母亲云：“参加红军前，我连剩饭剩菜都未吃饱过，参加红军后，第一次吃了一顿饱饭。”

长征之初，母亲作为红九军政治部宣传员，身负三项任务：扩红、运粮、抬伤员。母亲每到一州一县，或一乡一村,便与红军姐妹搭台宣传以扩红。母亲立于台上，胆不怯，脚不软，站若松，声若钟，讲党与红军政策滔滔不绝，唤百姓踊跃参军不惜其力。母亲曾在苍溪一日扩红37人，有一王氏之家庭，兄弟姐妹5人同日参加红军。

嘉陵江战役一日，母亲与4名女红军轮流抬一重伤员，伤员乃一团长，当日行军路程约40公里。路过一道悬崖小径时,七八十米长之石径，细似羊肠，陡若刀劈。母亲抬在担架之后，头不可抬，腰不可直，几处路段，只可跪行，不可直走。母亲与战友将伤员抬至战地医院时，伤员见余母亲裤子与膝盖皆已磨破，血浸裤脚，拉余母之手而泪下。

母亲随红四方面军长征，行走之快不让男子，掉队落伍未之有也。嘉陵江战役时，母亲随总部机关，兵发苍溪小渐河,夜至镇水百利坝，行程100余里，跋山涉水，爬坡越岭，背粮盐，抬伤员，脚底生风，不知其累，亦未误其事也。

剑门关战役烽火止息之时，母亲在一阵地之前，闻微弱之呻吟声，察而寻之，见一国民党伤兵蜷缩于灌木丛中，敌伤兵见余母身着戎装，步枪在手，浑身哆嗦，丧胆如泥，连呼饶命！母亲见其腹部伤势不重，缴其枪后，问曰：“你愿当红军，还是愿意回家?”伤兵哭道：“我家上有60岁老母，愿回家尽孝。”母亲点头应允，以三块银圆送之，让其作盘缠（路费）。敌俘接过银圆，跪地频频磕头，哭曰：“谢谢贵人，谢谢贵人。”尔后，敌俘消失于密林之中。

长征中之母亲，怀揣一方小镜，一把桃木梳，从未离身。发乱必用，脸脏必照。其镜其梳，伴随母亲走过长征万水千山，且带至延安。母亲爱美，烽火征程，可流血，不可乱其发；母亲喜洁，长征途中，可肚饿而不可脏其脸。过河不忘洗其脸，起床不忘梳其头。母亲告儿，无论长征何等艰辛，生死何等不明，仍爱美而喜洁，乐于打扮而不愿邋遢。衣脏必洗,衣烂必补。其头上、衣上，虱子少存焉。正是：木兰从军美女子，长征巾帼俏红军。硝烟不掩花容倩，戎装入镜天性真。

母亲于剑门关战役中，右手大拇指受伤，愈后不可屈伸，用针不行，握笔不能，便学会左手用针，握物。长征途中，母亲坚持每天识生字，几乎从未间断，不到一年时间，便可读书看报，识字已不下两千，因伤却基本不会用笔写字，但出口成章，腹内有万千锦绣。

母亲晚年告儿，她于长征路上（四川蓬溪剑阁至天全一带），与红四方面军特务团一湖北籍连长李开全相识相恋，其营长称余母亲为“嫩韭菜”，并有情诗相赠，其诗曰：“古有小白菜，今有嫩韭菜。白菜不可见，韭菜我心爱。”母亲与几位红军姐妹，悄悄和诗以赠。尔后，李连长赠余母5发子弹以护身，余母做布草鞋以赠之。1936年10月，李连长调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某团任营长，征战河西走廊，从此人分两地，生死不明。

1936年11月，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总部曾驻扎天全县程家窝村（亦名十八道水）。母亲曾被临时抽调红四方面军总部炊事班，给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做饭十余天。母亲喜干净，讲卫生，干活手脚麻利，炒菜灵活手巧。母亲将其豆腐、萝卜、粉条、篱笋，分而炒之，徐向前几次夸余母亲：“能干，手巧，做饭炒菜会想办法。”

母亲做烩菜，源自张国焘打炊事员之一桩往事。一日，一名老炊事员，炒菜甚多，张国焘见之面露愠色，骂其为“老糊涂”，违反纪律搞特殊，叫人将其吊在树上痛打，并予以开除。母亲吸取老炊事员之教训，巧做烩菜，得以过关。

长征途中，母亲曾两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10月29日，母亲首翻越夹金山之时，爬至半山腰，见排里17岁女战士李月秀，一脚踩空，摔倒于悬崖边缘，身体悬空，大呼“排长,救命!”双手所抓之小树根松动欲脱，险情甚急。母亲不顾个人之安危，立于悬崖边上，弯其身，伸其手，双手紧抓李月秀，使出平生之力，拼命后仰，脚下石头与积雪滚滚下落，母亲死死拖住李月秀不放，额头冒汗，呼吸急促，终将李月秀拖于悬崖之上。李月秀抱住母亲，失声大哭。

1936年2月21日（农历正月二十九），红四方面军经历南下重挫之后，士气低落，伤兵满营。此日，母亲随红四方面军总部第二次翻越夹金山。二月之夹金山，尚在春寒时分，天地奇寒。母亲亲见红四方面军千余名伤病员，被迫留于夹金山下，过往队伍之将士，见之不忍，避之不能，一步三回头，抹泪，叹息，摇头，生离死别之痛，百般无奈之撼，难以用言语形容。所留之伤病员，哭声一片，哀伤欲绝。不久，红军伤员惨遭国民党反动武装杀害之。

母亲第二次翻越夹金山时，正值大雪封山之二月。寒流万里，冰冻三尺。帜旌凝寒似铁，刀枪凝冰若柱。晨六时许，始登爬山。山路皆被盈天之积雪所覆盖。爬山时，雪深及膝，下脚如探深洞，拔脚如拖铅块。不少路段陡峭险峻，溜滑难行,约有千余红军战士长眠于夹金山上。几乎每行百余步，便可见数名倒下者。母亲所在排之女子连亦有10余人，倒在雪山之上。累计百余里行程，耗时约13小时。母亲告儿，爬雪山时,其抱定信念：“拼命爬，不掉队。男红军能翻过雪山，女红军照样能翻过雪山。”

第二次翻过夹金山之当夜，母亲与全排之战友，露营于夹金山下。翌日，闻号起床，见3名战友呼之不应，手脚冰凉,呼吸微弱，命悬一线。母亲以饭勺将冻者之嘴撬开，喂盐水以醒神，搓雪以回暖。其中，两人得以苏醒。母亲见15岁女战士陈新荷迟迟未醒，便解衣将其搂于怀中取暖，终将陈新荷救活。

1936年3月13日（农历二月二十日），母亲随红四方面军总部翻越党岭山（亦名折多山），其山积雪终年不化，当地藏民称其为“万年雪山”，海拔5470米，横亘于川西北丹巴与道孚之间。雪拥羊肠山径，寒袭单衣红军。母亲将其两件单衣缝二为一，衣内缝入少量牛羊毛以御寒，且用布片、棕皮包其脚，率全排之女红军，于当晚23时翻党岭雪山。天寒夜黑、雪大风高。母亲与巾帼战友，解绑腿结之成绳，前拽后拉，摸黑而行。三步一喘，五步一歇，步步艰难，人人坚韧。母亲告儿，其于雪山途中累见男女红军倒下者，多为炊事员、伤病体弱者，亦有人被风雪吹倒坠入悬崖而亡。次日9时许，母亲终于登上党岭山巅。母亲告儿，她爬雪山，不输须眉，未曾掉队，母亲于死顶、硬撑之中，盖不因呼吸困难而畏难，亦不因头昏脑涨而惆怅，且不因四肢无力而泄气。一步步丈量雪山，一次次挺过极限。其所带之36名红军女战士，仅有5人倒于雪山之上。

母亲告儿，爬党岭山时，红四方面军前卫营宿营之山崖下，惊现数具冻僵之红军遗骨露于雪中。其中一具遗体一只胳膊露于雪外，其手中紧握一张党证、一块大洋。党证上留字条一张，上书：“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一九三三年三月入党。”此为刘志海临死之际，于雪山所缴之最后一次党费。见者，无不为之感动也。

过党岭山次日，母亲所在之女子连休整于道孚一处藏寨。一日，母亲率10名女红军前去道孚城背盐，每人负重30余斤，往返60余里，返回途中翻过雪山之后，人人精疲力竭,力不可支。路过一河流时，班长李长秀跟于余母之后，一脚不慎，摔倒于急流之中，疾呼救命，数米之前，乃一深潭。母亲疾步施救，险些跌倒，一把拽其溺水者，一手以木棍稳其身体，拼尽全力，终将李长秀拉之于岸边，随即组织姐妹拾柴为李长秀取暖烤衣。惊魂之余，李长秀问余母会水否？余母云,非也。李长秀紧抱余母，泪下如雨。

母亲与其妹，长征路上，仅在毛尔盖蒙面一回，时为1935年7月。母亲闻其妹所在之红三十军亦抵达毛尔盖，便骑一白马前往会之。母亲遥见其妹正蹲一篝火旁烤食青棵，挥鞭快马而至，高呼一声“幺妹”，彼此相拥而泣。母亲带有铝盆一口，从挎包内掏出牛肉一包，煮熟与妹共食，且用铝盆烧水，替妹洗发、烫虱、梳头，彼此共叙衷肠，互问冷暖，亲热非常。临别之际，母亲送其妹食盐一包，炒面两斤，嘱妹不可掉队。彼此再次重逢，竟届半百之时矣。生离死别，恍如隔世也。

1936年7月，母亲第三次过草地，露营于麦洼一座小山坡下。连续数日之草地行军，维系生命之粮几可细数。母亲睡至半夜，忽觉身体被碰，微睁双目，瞥见一女战士秀妹正悄然解其腰间之干粮袋。袋中尚存炒面数把，不足半斤之粮，乃维系生命之物也。余母故作熟睡之状，翻身亦将压在其身后之干粮袋露出，任其得手。秀妹饿急而心慌，食炒面咽之过急，呛嗓而咳，惊醒左右，母亲依旧故作熟睡之状。尔后，母亲与秀妹相处如常，无其异也。次日，余母将其干粮袋中之炒面，悉数倒之于锅内，熬野菜以充饥，全排共食之。

母亲第三次过草地之第六日，宿营之时，天已大黑。母亲与全排之战友，搭起帐篷，铺一毛毡，只觉毡下绵软，亦不知毡下有何异物？彼此背靠背坐睡一夜。翌日醒来，卷收毛毡之时，见毛毡之下竟有三名红军尸体，其手指、双足、头发尚未掩实。母亲唤来战友，复重掩其尸首，采格桑花以祭之,乃走。

过草地一日，母亲过一河边，见一群小鱼游动于水边，取其瓷缸舀鱼数尾，甚想熬汤以解饥饿。忽念小生命之可怜，遂将缸中之鱼放生于水中。斯时，母亲心静似水，犹胜饱餐一顿，浑身亦平添一股力气，心亦无憾矣。

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母亲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北上南下，南下北上。三过草地、两爬雪山，艰辛备尝。参与大小战斗30余次，负伤两次。行军于万水千山之间，虽女子之躯而不落伍于须眉之后；置身于炮火硝烟之中，虽巾帼之人而不胆怯于战阵之中，处事待人而有善心，愈经磨难愈见坚韧。艰苦岁月，千缺万缺而不缺精神；危急时刻，千顾万顾而不顾其身。万里长征，奋不顾身三救战友；雪山草地，生命之花铿锵绽放。

1937年3月，母亲历经艰辛到达延安，同年6月入党。其入党介绍人为王洪应、陈玉生。余母先后求学于延安中央内务部会计训练班，任职于延安抗大政治部油印股（任股长），1938年至1945年任华北抗大校务部油印股长。

1938年春，余母与红一方面军抗大学员赵汉卿结为伴侣。其年，余母24岁，余父34岁。时隔40年后（1978年3月），诗人梁上泉采访吾父吾母，其间巧遇二方面军老红军李正良来吾家串门聊天，且共进晚餐。“三个方面军”之“会师”，顷刻擦燃诗人灵感之火花，席间诗人即兴吟诗一首：“一个革命家庭/两个方面军/井冈山的男子/大巴山的女子/在征途上联姻/男子是红军/女子是红军/在一杆红旗下/生死与共/永结同心/一位二方面军的战友/来探访这对友人/三军共舞一杯酒/欢庆新的会师/再作新的长征。”

1943年9月某日，余母奉命赴河北省灵寿县李树沟执行任务，化装成当地农妇，操当地百姓口音，与同行者冉秀珍各带一孩童，以作掩护，吾母带一男童，冉秀珍带一女孩。中午时分，吾母与冉秀珍在李树沟一小河沟边啃食干粮，不知不觉间，突遇一支八九人之国民党治安军，一军官问冉秀珍：“你们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从雪山草地过来的？”冉秀珍一时语塞，面露不安之色。吾母答云：“她是四川人，是人贩子把她卖到这里来的，她的男人是个裁缝，有肺病，吐血死了。”敌军官转问吾母：“你是哪里人?”吾母云：“我就是李树沟的人。”“你的男人呢?”“我的男人死了，我的男人从小帮长工,得了捞病死了。”“你家的庄稼怎么做?”“我也有一双手，可以自己种庄稼。再说，我可以帮光棍汉织袜子做鞋。让他们帮我种庄稼。”一位治安军曰：“我们也可以帮你来种庄稼嘛!”敌哈哈大笑，扬长而去。吾母与冉秀英巧对敌之盘查，如释重负，平安而归。

1946年8月至1956年4月吾母任冀东荣誉军人学校正连职组织干事。1956年因病休养。

解放后，母亲荣获三级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各一枚，先后休养于河北邢台、四川合川（现为重庆地区）、四川南江等地也。母亲退休而不退本色，病而不养庸懒。抗美援朝之时，糊布壳千余张，做军鞋百余双，捐助志愿军。母亲数十载于休养所当地作长征报告达600余场，机关、企业、学校、部队，听众达3万余人，获赠红领巾200余条。先后担任休养院妇女主任、储蓄代办员、校外辅导员等职，并不时奔波于前后院落调解他人家庭纠纷，时常以米面肉油、衣服、现金接济所遇生活困难之群众。多次被评为“五好休养员”。1958年被选为邢台市人民代表。1959年当选为河北省三八红旗手，并于当年10月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大典，幸受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之接见。

1989年6月20日，母亲病逝于四川南江，享年76岁。1999年9月29日,母亲与父亲合葬于南江黄金桥公墓。其墓地，近看之，青松屹立而成高；远望之，河水奔流而及远。

母亲美丽善良，聪明勤劳，生命泡苦水而知甘甜，人生经磨难而守信念。万里长征，不负女子连排长之责，赴汤蹈火,跋山涉水，扩红筹粮抬担架，身先士卒而勇于担当。虽为裙衩之身而勇迈不让须眉，虽为巾帼之人而志气不逊男儿。两爬雪山、三过草地，信念坚定，意志坚韧，执着而从容，乐观而自信。夹金山上，道孚背盐途中，三番冒死救战友，雪山让马,草地让粮，其心也善，其德也高，其情也重。其长征人生，大美存焉。

（赵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