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颜三墓(忠县严颜墓、蓬安严颜墓、巴中严颜墓)考论

2.地方主义的体现

出于提高本地历史文化底范和知名度的善良愿望，不顾历史真实地拉名人、扯名迹，是古代方志编修中的通病。今天人们管这种弊病叫地方主义。严颜三墓的出现正是这种地方主义的反映。吴友箎在重修忠州严颜墓之前己经知道巴州有墓，所谓“闻巴州有严将军墓，州民奉祀惟谨。’但他还寻找了三条自己也不敢完全确信的理由(严颜故里、严氏祖墓、衣冠冢)，捐钱修复忠州基，并为之撰写碑记，就是为了给地方增添名胜。清代巴州地方官也知道忠县有严颜祠墓，却认为忠县之墓“盖东坡诗注为证，不知东坡所题乃表里碑，非墓碑也。’而在巴州大规模扩建严颜祠墓，因为这是“千余年来巴州最早、最著名的胜地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上海、安徽、成都、重庆人不远万里前来巴中，观看“万年灯”，瞻拜严颜墓。

利用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和地名的演变为本地增添名胜的事例在地方志中屡见不鲜。如大禹之涂山，重庆、浙江、安徽皆有之。而涂山在重庆源于《华阳国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已证其误，而宋朝的重庆地方官仍坚持以此为大禹之涂山。河南新郑与四川南部皆有陈省华及其三子尧臾、尧佐、尧咨墓，新郑陵墓尚有王举正所撰《陈公(省华)神道碑》和尧佐自制(墓志》存留，而南部仍坚持“四公”墓在县境。王平墓在大竹县城西北凉水井，当地称为“将军坟”，杨森部将白驹还为之立了一块六尺高的墓碑。但南充永安乡亦有“汉王将军之墓”，还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司马相如为成都人，明载于《史记》，而蓬安因曾叫相如县和有琴台、故宅等“遗迹”，坚持认为“‘实今之蓬州人’。仪陇之李协恭为宋朝状元，嘉庆《四川通志》已证其误，而仪陇视而不见，反而大修状元牌坊。冯时行本系宋朝文化名人，明人误称状元，嘉庆《四川通志》已证其误，巴县、江北、璧山仍在争夺状元籍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大凡史载籍贯不详、墓葬不明的历史文化名人最容易被拉来充实地方文化底蕴和提高地方知名度，严颜三墓便是这一现象的具体反映。

3.表彰忠义的推助

表彰忠义是封建专制王朝舆论宣传的永恒主题。为了达到激励当代臣子的实际效果，朝廷往往从历史上寻找忠义典范。严颜就是唐、宋从三国历史中寻找出来的忠义典范。不管忠州是否因严颜而得名，严颜的事迹确实激励过唐室忠臣。据《新唐书·张兴传》，“安史之乱”中，饶阳裨将张兴为史思明所缚，史氏以爵禄诱降，张兴说:“昔严颜一巴郡将，犹不降张飞。我大郡将，安能委身逆虏?今日幸得死，然愿以一言为诫。”思明曰:“云何?”兴日:“天子遇禄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为国扫除，反为其下，何哉?"思明日:“将军不观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万，直趣洛阳，天下大定。以偏师叩函谷，守将面缚，唐亡固矣。”兴日:“桀、纣、秦、隋穷人力，举四海与为怨。故商、周、汉、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无违德，禄山非数帝贤，是苟延岁月，终即禽耳。”思明怒，锯解之。且死，骂日:”吾能衷强死兵败贼众。’军中凛然为改容。

时至五代，“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欧阳修《新五代史序》)。伴随着兄弟砍杀、父子反目、权臣篡夺、军校拥立，长期笼罩在皇帝头上的“上天元子”的神光被剥夺得精光。历代儒士和历朝君王反复倡导和竭力维护的专制统治秩序荡涤殆尽。重建封建伦理纲常成为赵宋皇帝和士大夫们的要务。一方面儒学家们据依儒家经书阐发义理，欧阳修为褒奖王室、激励忠臣而重修《唐书》、《五代史》，孙复为”尊王攘夷”、“诛乱讨贼”而著《春秋尊王发徽》，二程《语录》把纲常伦理说成万古不变的“天理”;另一方面朝廷采用追赠爵号、赐与庙额等形式来表彰忠臣义士。仅三国蜀汉人物受到宋廷加封赐庙的就有多人，其中关羽、张飞和严颜同时在两宋之际受到朝廷封赠。据《宋会要辑稿》载，当阳关羽庙“哲宗绍圣二(1095)年五月赐额‘显烈’，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封武惠公，大观二年(1108)进封武安王。”洪迈《夷坚志》载，高宗绍兴初张浚镇蜀，承制给封张飞为“忠显王”.以赏其神灵佑蜀抗金之功。据宗泽《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北宋晚期巴州地方官多次奏报本地崇祀严颜，宋廷遂赐其庙额为“义济”，加封爵号为“英惠侯”。

与朝廷表彰相应的，忠义典范的祠庙或“遗迹”就会在他们经历过的地方涌现，这实际上是朝廷表彰忠义的自然延伸。张飞晚年由荆州人巴郡，后镇守巴西郡，败张磩于宕渠，故而巴区州县多有其庙。严颜生平事迹不详，唯与张飞攻守巴郡之事附见于《张飞传》，其祠墓出现在多“忠显王”祠庙的

巴区州县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可见、表彰忠义是出现严颜“一人三墓”的文化推助力。

（作者：蔡东洲，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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