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颜三墓(忠县严颜墓、蓬安严颜墓、巴中严颜墓)考论

“义释严颜”是一个千古传颂的动人故事。据《三国志·张飞传》载:

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飞与诸茜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今左右牵去斫头，颜色不变，曰:“斫[zhuó]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

这是三国历史文献中关于严颜的唯一记载，后世志书诸如《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蜀中名胜记》、《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四川通志》等所载严颜小传，皆本于此。但仅此一条足见张飞之仁义大度，严颜之英武不屈。

此外，裴注引《华阳国志》日:“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颜拊心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也。’飞所过战克，与先主会于成都。”严颜在刘璋请刘备入蜀时的“拊心”之语反映出他是蜀中一位颇有政治远见的忠义之人。

严颜死后葬于何处，三国历史文献无载。但至迟到宋朝，巴蜀地区先后出现了三座严颜坟墓:一在忠州(今重庆忠县)，一在巴州(今四川巴中市)，一在蓬州(今四川蓬安县或仪陇县)。随着川渝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三地都把严颜墓作为三国历史文化遗迹加以宣传和利用。梳理严颜三墓的由来、探讨一人三墓的成因，遂为三国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学术问题。

一、忠县严颜墓

忠县之有严颜墓，最早见子苏轼的《严颜诗碑》。南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载、东坡(严颜诗碑》云:

先主反刘璋，兵意颇不义。

孔明古豪杰，何以为此事。

刘璋固庸主，谁为死不二。

严于独何贤，谈笑傲砧几。

国亡君已执，嗟于死谁为。

何人刻石山，使我空涕淚。

《舆地纪胜》卷175在引载严颜与张飞事后称:“严颜张飞事多载于忠州，故忠州有张飞庙及严颜冢。祝穆《方舆胜览》卷61《名宦》载，“今临江县西南二十里有严太守祠，东坡严颜碑诗注云，在忠州”。到明朝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中《严颜诗碑》除苏轼这首诗外.还增加了苏辙的一首诗。诗云:

古碑残缺为可读，远人爱惜未思磨。

相传昔者严太守，刻石千岁字已讹。

严颜平生吾不记，独忆城破节最高。

被擒不辱古亦有，吾爱善折张飞豪。

军中生死何足怪，乘胜使气可若何。

砍头徐死子无怒，我包畏死如儿曹。

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壮气吞黄河。

临危闲暇有知此，览碑慷慨思横戈。

此诗自注亦云:“碑在忠州”。明人曹学佺还依据引忠州地方志，确定了具体位置，即“州西五十里。江中高阜，名唐土洲，有严颜墓碑及祠。”

可见，至迟到宋朝忠县确实有了严颜墓。忠州为什么会出现严颜墓呢?忠县在后汉为巴郡之临江县。建安中张飞溯江而上，与巴郡太守严颜交战临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历史文献却没点滴记载，因而很难说忠县与张飞、严颜交战事迹有何关系。正因为如此，宋以后的地理类书籍多将“义释严颜”系在重庆(或江州，或恭州，或渝州)之巴县下，如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3就把张飞与严颜的事系在恭州巴县下。

忠县之有严颜墓实源于唐朝临州改忠州。《旧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八年，改临州为忠州。天宝元年，改为南宾郡。乾元元年，复为忠州。”至于为什么以“忠”为州名，两《唐书》皆无记载。后世却出现了两种不同说法:其一，以忠信怀柔边民。《太平寰宇记》卷149载：“贞观八年改临州为忠州，以地巴边徽意怀忠信为名。”可见，此地为偏远的巴区，以忠为名意在劝导边民，并非与某个具体历史人物相关。其二，以褒扬忠义。《舆地纪胜》称:“忠州以严颜之忠而名州。”《蜀中名胜记》引《郡国志》亦云:“隋置临州。贞观始改忠州。忠州之名以巴曼子，或云严颜。”即是为了表彰巴蔓子或严颜。忠州人自然持此说，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更倾向于严颜。因为随着宋元三国历史戏剧、平话、小说的大量涌现.尤其是《三国演义》的问世，严颜感人肺腑的事迹，已是众人皆知。于是，忠县人便在“忠”字上做起严颜的文章，把唐朝“改临州为忠州”与“追赠严颜为忠州刺史”联系起来，把忠州改名曰“忠”视为表彰严颜的忠义。就这样，严颇墓在唐宋间悄然出现了。实际上，追赠严颜为忠州刺史并不见于唐代文献。

明清时期，忠州的严颜遗迹除严颜墓、严颜祠、严颜碑外又添加了严颜桥，这些备见于同治《直隶忠州志》。《蜀中名胜记》卷9载“今临江县西南二十里有严太守碑及祠”。此碑即万历年间知忠州尹愉“重修”严颜墓时所立的墓碑。道光中此碑尚有“汉严”二字可以考识。道光五年知州吴友篪[chí]“捐钱五十缗[mín]，封其墓，立碑以记之”。吴友虎篪篇《重修严将军墓记》除强调忠州因严颜而得名外，还抛出了忠县有严颜墓的一个新理由，即忠州是严颜的故里，所谓“忠为将军故里，生于斯，讵必哭于斯?……惟州南二十里将军溪有严将军墓在焉，溪以将军传”。并在“巴州有严将军墓，州民奉祀惟谨”的前提下提出了忠州有严颜墓的两种推侧:“或者严氏之祖若父葬于此，未可知也;或将军之子若孙奉衣冠葬于此也，亦未可知也。”

据熊笃《论巴渝文化十大系列》《重庆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严颜墓”在今忠县乌杨镇将军村”，“今墓无存”。

二、蓬安严颜墓

蓬安有严颜墓.最早见于宋代历史文献。《舆地纪胜》188卷《利州路·蓬州·古迹》载云:

严颜墓，颜三国时为刘璋守巴州，为张飞所获，曰砍头便砍头，何心怒耶!飞引为宾客。今墓在州北三十里，绝崖上刻石为识，今严氏聚居，即其子孙。

然而，历史文献对蓬州严颜墓的记载仅此一条，别无旁证。《舆地纪胜》关于严颜墓的记载就有好几处:蓬州严颜墓，见于第188卷;巴州严颜墓。见子第187卷;忠州严颜墓，本当见于第173卷，然本卷早佚，但第175卷有所提及。王象之对“一人三墓”现象已有察觉，其在《巴州·官吏·魏严颜》补充说:“然忠州以严颜之忠而名州，与此不同。”但他没有考辨，也无法考辨严颜三墓的真伪。这给后世志书的编修留下了麻烦。《明一统志》卷68和卷69并载巴州、忠州两墓，还在巴州墓下对严颜小传做了别出心裁的处理:“巴州刺史，昭烈攻巴州，城陷，自刻而死。巴人慕其德，祀之。”攻城者由张飞变成了刘备，义释变成了死节，这让人感到此严颜非彼严颜。显然。这是志书编修者在不顾史实地解决两地皆有严颜墓的矛盾。

此外，仪陇也有严颜墓。嘉庆《四川通志》卷45《舆地·陵墓》载:“严颜墓在县(仪陇)东南”。此载或源于《大清一统志》因为《通志》卷47忠州墓条注云“《一统志》载在仪陇县”。仪陇墓条下注引《舆地纪胜》云，“在(蓬)州北三十里绝崖上。”《舆地纪胜》和《四川通志》分别记载的仪陇基、蓬安墓，或为一处，因为宋时仪陇本为蓬州属县、“州北”与“县东南”的方位基本一致。

三、巴中严颜墓

巴中之有严颜庙或始于唐代。地方志书皆持“唐建”之说，如道光(保宁府志》卷12载““严公祠在旧西门内，唐时建，现在城外。”现存文献中最先持“唐建”说者仍然是王象之，其《舆地纪胜》卷187《碑记》云，《唐严将军庙记》“庙在(巴州)城西门内、碑在本庙，唐正元元年韦曾为庙记”。正元元年即贞元元年(780)，避宋仁宗讳。另据陈思《宝刻丛编》卷18,唐朝两度建立巴郡太守严颜庙碑。第一次是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碑文由韦曾撰写。这在时间上与王象之记载不一;第二次是天复五年十月十五日，碑文由冯某撰写，蒲君宰正书。时间亦有疑，天复为昭宗年号，只有四年（901-904)。这就是说，关于唐代创修严将军庙，文献记载与石刻资料不一，而且皆是宋朝以后的追述。因而，“”唐建”说还有待进一步确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两次建庙立碑是否属实，所立之碑皆系庙碑。并非墓碑。

巴州作为今巴中之历史名称始于北魏延昌三年（514),但南北朝时，巴岭之南或为“不置郡县”的群獠散居之所，或是叛服不常的北南交争之地。直到唐朝，巴州作为今巴中的固定称谓才稳定下来。巴中之严颜庙正是在巴州称谓稳定以后才出现的。如果说巴中之严颜祠出现在唐代尚有疑问的话，那么在宋朝则是确凿无疑的。宋朝巴州严颜祠称作“英惠侯义济庙”。据宣和六年(1124)巴州通判宗泽撰写的《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巴州百姓祀严颜甚谨。“没千有余载，巴人事之如存，”“凡过其门，无老壮贤不肖，必以乎加顶，至于再三，如神真在其上，以至雨晹之愆、疾病之苦，率诣祠祷之，无或不验”地方官多次把这些情况奏报朝廷。宋廷顺乎民情，赐其庙额为“义济”，加封爵号为“英惠”。把巴州对严颜的祟祀由民间信仰变成了国家典祀。同时，巴州地方官员捐律钱完成了对巴州严将军祠的修缮工作，宗泽为之作记(《宗忠简集》卷3)。此本为祠记，记文中也无只词提及严颜墓。或唐宋巴州本无严颜墓。

巴州有严颜墓或始于明朝。据道光(保宁府志》卷14,“汉严颜墓在新西门外”，按语云，“旧通志在忠州，盖东坡诗注为证，不知东坡所题乃表里碑，非墓碑也。”肯定严颜墓在巴州，故里在忠州，且云“颜，临江人。”民国《巴中县志》明确祠、墓位置说:“严公祠在县城新西门外正街，墓后有庙。”现存地方志书证明，严颜墓出现在明末。正德九年(1514),知巴州张应奎上奏朝廷，请崇祀严颜。崇祯十五年(1642)，知州业可绪修墓立碑，《志》云，“其墓碑则崇祯十五年知州业可绪所题也。”

从乾隆到道光期间，严颜祠数次维修、扩建。乾隆八年(1743),修严公庙。乾隆二十一年(1756),知州张元济上奏朝廷，请崇祀严颜，并为祠设置了祀田。道光时，陆成本担任知州，对严颜祠进行大规模的扩建。主要包括增修前殿，雕刻石像，创建配套建筑“望江楼”。20世纪人们所看见的严公祠，就是陆成本扩建后的严公祠。整个祠庙坐北朝南，前有戏楼，后有望江楼，正殿、冢墓、二殿、后殿纵向次列。正殿与戏楼之间有一小形广场，可容纳数百人看戏。正殿内，严颜石像端坐在石椅上，苍面白须，身着铠甲，外罩紫袍，左手揽须，右手抚膝。神台前缘有铜铸油槽，盛油数百斤，昼夜不熄，时称“万年灯”，六根粗大的石往矗立殿内，柱上刻着联语。正殿后为冢墓，墓高三米，周围用条石砌成八角形。

今严颜祠墓已荡然无存，其毁坏同其修建一样有一个过程。1933年，戏楼厢房被改作民居。1950年，正殿内的“万年灯”被撤除。1951年，戏楼前面的双斗桅杆因街道扩展而被撤走。1955年，正殿被改作打米房，石像、墓碑被拆毁，冢墓被夷为平地。据说，墓移后露出一天井，井中有一特制油缸。油缸正对面就是墓门，用石板紧闭。因担心内有“机关”而不敢开启，遂用土填平天井。祠墓所在为城西粮店和将军宾馆（现也不存在了），唯有“达县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严颜墓”的石碑孤立其中。

四、严颜三墓的成因

严颜三墓迄今已有千年历史了，其来龙去脉已经被梳理出来，却无法回答严颜三墓孰真孰伪，原因是三国而隋唐并无严颜墓葬的文献记载，唐宋至今天又无考古发掘可证明，但可以探讨“一人三墓”的历史文化成因。

1.历史地名的混淆

严颜三墓的出现首先源于历史地名演变所造成混乱。按照道光《巴中县志序》的说法，编修《巴中县志》有“五难”:第一难是巴州与巴郡，容易混淆;第二难是巴州有多处，易于讹谬;第三难是州县“旋设旋改”，分合不常:第四难是巴县有两处，同名异地;第五难“文献无征”，鲜有依据。其中有“三难”是由历史地名的演变造成的，而且严颜三墓与这“三难”有着直接的关联。

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州、郡在由汉而唐的漫长时期多次交递。巴郡、巴州实难分辨。今重庆和巴中都曾称过巴州。秦灭巴国，以其地设巴郡，理江州。两汉巴郡领江州、临江、枳、阆冢、垫江、安汉、宕渠、鱼复、充国、涪陵等十余县，几乎幅盖了整个川东、川北地区，今之巴中时属宕渠，今忠县时称临江，皆在辖区之内。汉末，刘璋割据巴蜀，分垫江已上仍为巴郡，理安汉:垫江已下为永宁郡，理江州。张飞入蜀，溯江而上，义释严颜，其地应在沿江这二郡之域。后刘备又以固陵为巴东郡，以阆中为巴西郡。诸葛亮曾弹奏李严“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此“巴州”之名始见于历史。虽然诸葛亮没有具体点明是哪“五郡”，但肯定不指唐宋以后的巴州(今之巴中)，而应该泛指整个巴区，就其治所而言，当指今重庆。因为李严在刘备去逝后留镇永安，建兴四年移镇江州.直到八年协同诸葛亮北伐(《三国志》卷40李严传》)。另据《三国志·后主传》建兴“四年春，都护李严自永安还江州，筑大城。”裴注云:“今巴郡故城是。”即是说，巴郡故城就是李严此间修建的。

“巴州”为重庆之称始见于西魏。大统元年(535 )称巴州，直至周愍帝(557)改巴州为楚州。虽然只有二十余年，但却在历史地名问题上造成了不小混乱。除重庆外，南北两朝所置巴州的地域不同，如齐高帝所置巴州在奉节县，北齐所置巴州在黄州，梁、陈所置巴州在巴陵。不过，这些“巴州”与严颜墓没有任何关联。唐朝以后，巴州便成为今之巴中稳固的称谓，如颜师古注《汉书》，两处释“巴”为“巴州”:其《礼乐志》注“巴俞”云.”巴即今之巴州，俞即今之渝州，各其本地。”

《车师后国传》又注“巴俞”云，”巴人，巴州人也。”这里的巴州即今之巴中。而唐宋及以后的重庆作为州级行政单位的名称已不再与“巴”字相干，或作渝州，或作恭州，或称重庆府。久之，人们便视巴州为巴郡之自然承传，张飞、严颜事发生在巴郡，自然也就与发生在巴州无异了。且不论对历史地名演变的无知者容易混淆，就是象王象之那样的地理学名家也难于分辨，正如《道光巴州志序》所说，“然地志诸书，巴州、巴郡往往混淆”，“异地同名，官师人物事迹无由识别。“在王象之《舆地纪胜》里，“三巴”既为重庆“景物”，又为巴州“景物”，且皆引《三巴记》“阆白二水东西分流，曲折如巴字’之语为释;晋之巴郡太守王濬既人重庆之“官吏”，又人巴州“官吏’，且皆引苏东坡《与朱鄂州书》为据。

如果没有历史地名演变所造成的混乱，那么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严颜“一人三墓”的现象都不会出现。可见，对历史地名演变的无知和故意利用历史地名的演变，是造成严颜三墓的重要原因。

2.地方主义的体现

出于提高本地历史文化底范和知名度的善良愿望，不顾历史真实地拉名人、扯名迹，是古代方志编修中的通病。今天人们管这种弊病叫地方主义。严颜三墓的出现正是这种地方主义的反映。吴友箎在重修忠州严颜墓之前己经知道巴州有墓，所谓“闻巴州有严将军墓，州民奉祀惟谨。’但他还寻找了三条自己也不敢完全确信的理由(严颜故里、严氏祖墓、衣冠冢)，捐钱修复忠州基，并为之撰写碑记，就是为了给地方增添名胜。清代巴州地方官也知道忠县有严颜祠墓，却认为忠县之墓“盖东坡诗注为证，不知东坡所题乃表里碑，非墓碑也。’而在巴州大规模扩建严颜祠墓，因为这是“千余年来巴州最早、最著名的胜地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有上海、安徽、成都、重庆人不远万里前来巴中，观看“万年灯”，瞻拜严颜墓。

利用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和地名的演变为本地增添名胜的事例在地方志中屡见不鲜。如大禹之涂山，重庆、浙江、安徽皆有之。而涂山在重庆源于《华阳国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已证其误，而宋朝的重庆地方官仍坚持以此为大禹之涂山。河南新郑与四川南部皆有陈省华及其三子尧臾、尧佐、尧咨墓，新郑陵墓尚有王举正所撰《陈公(省华)神道碑》和尧佐自制(墓志》存留，而南部仍坚持“四公”墓在县境。王平墓在大竹县城西北凉水井，当地称为“将军坟”，杨森部将白驹还为之立了一块六尺高的墓碑。但南充永安乡亦有“汉王将军之墓”，还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司马相如为成都人，明载于《史记》，而蓬安因曾叫相如县和有琴台、故宅等“遗迹”，坚持认为“‘实今之蓬州人’。仪陇之李协恭为宋朝状元，嘉庆《四川通志》已证其误，而仪陇视而不见，反而大修状元牌坊。冯时行本系宋朝文化名人，明人误称状元，嘉庆《四川通志》已证其误，巴县、江北、璧山仍在争夺状元籍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大凡史载籍贯不详、墓葬不明的历史文化名人最容易被拉来充实地方文化底蕴和提高地方知名度，严颜三墓便是这一现象的具体反映。

3.表彰忠义的推助

表彰忠义是封建专制王朝舆论宣传的永恒主题。为了达到激励当代臣子的实际效果，朝廷往往从历史上寻找忠义典范。严颜就是唐、宋从三国历史中寻找出来的忠义典范。不管忠州是否因严颜而得名，严颜的事迹确实激励过唐室忠臣。据《新唐书·张兴传》，“安史之乱”中，饶阳裨将张兴为史思明所缚，史氏以爵禄诱降，张兴说:“昔严颜一巴郡将，犹不降张飞。我大郡将，安能委身逆虏?今日幸得死，然愿以一言为诫。”思明曰:“云何?”兴日:“天子遇禄山如父子，今乃反。大丈夫不能为国扫除，反为其下，何哉?”思明日:“将军不观天道邪?吾上起兵二十万，直趣洛阳，天下大定。以偏师叩函谷，守将面缚，唐亡固矣。”兴日:“桀、纣、秦、隋穷人力，举四海与为怨。故商、周、汉、唐因得代之而有神器。皇帝无违德，禄山非数帝贤，是苟延岁月，终即禽耳。”思明怒，锯解之。且死，骂日:”吾能衷强死兵败贼众。’军中凛然为改容。

时至五代，“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欧阳修《新五代史序》)。伴随着兄弟砍杀、父子反目、权臣篡夺、军校拥立，长期笼罩在皇帝头上的“上天元子”的神光被剥夺得精光。历代儒士和历朝君王反复倡导和竭力维护的专制统治秩序荡涤殆尽。重建封建伦理纲常成为赵宋皇帝和士大夫们的要务。一方面儒学家们据依儒家经书阐发义理，欧阳修为褒奖王室、激励忠臣而重修《唐书》、《五代史》，孙复为”尊王攘夷”、“诛乱讨贼”而著《春秋尊王发徽》，二程《语录》把纲常伦理说成万古不变的“天理”;另一方面朝廷采用追赠爵号、赐与庙额等形式来表彰忠臣义士。仅三国蜀汉人物受到宋廷加封赐庙的就有多人，其中关羽、张飞和严颜同时在两宋之际受到朝廷封赠。据《宋会要辑稿》载，当阳关羽庙“哲宗绍圣二(1095)年五月赐额‘显烈’，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二月封武惠公，大观二年(1108)进封武安王。”洪迈《夷坚志》载，高宗绍兴初张浚镇蜀，承制给封张飞为“忠显王”.以赏其神灵佑蜀抗金之功。据宗泽《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北宋晚期巴州地方官多次奏报本地崇祀严颜，宋廷遂赐其庙额为“义济”，加封爵号为“英惠侯”。

与朝廷表彰相应的，忠义典范的祠庙或“遗迹”就会在他们经历过的地方涌现，这实际上是朝廷表彰忠义的自然延伸。张飞晚年由荆州人巴郡，后镇守巴西郡，败张磩于宕渠，故而巴区州县多有其庙。严颜生平事迹不详，唯与张飞攻守巴郡之事附见于《张飞传》，其祠墓出现在多“忠显王”祠庙的

巴区州县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可见、表彰忠义是出现严颜“一人三墓”的文化推助力。

（作者：蔡东洲，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