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南江县农村生产评工记分侧（评工计分和定额记工）

1956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运动兴起，以长赤镇莲池村为例，那时253户建有四个农业合作社，人社人口为987人。建社的第一年，干部没有管理集体生产的经验，仍旧沿用了互助组的那一套办法:劳动力不分组，土地不划片，干活临时派，记工办法是“死分死记”。因此，劳动纪律松懈，形成严重的混乱和窝工现象。每天下田，人不齐不动，活不如意不干，日出半晌才到田，有些妇女，不到日中，就回家做饭喂孩子。劳动力不分强弱，干一天都十个工分。有些活社员高兴就干，不高兴就不干。有的还借故装病不干，弄得社长左右为难。这样乱了一年，有的社员反映“人齐心不齐，不能办好事”，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1957年春季，社里吸取了1956年的教训，把劳动力划分成若干小组，记工办法采用按活定分，“死分活评”。干活时迟到早退，磨洋工的现象减少了。但是工分定不准，又不时发生抢活争工，图量不求质的现象，工分高的活抢着干，工分低的活讨价还价不愿干，还发生了快牛抢着用，一天耕田三、四亩，牛累得不吃草，时常为抢牛争吵，闹不团结。耕田耕得浅，完全不顾质量。干部群众中出现了“四多一重”现象，即“意见多、牢骚多、想法多、麻烦多，人人都叫私心重”。

1958年春天，通过总结办社经验，针对过去劳动力组织不合理，分工不明确，责任不具体的缺点，随后研究了改进办法，实行包工制。第一，划分劳动小组。根据生产需要，按劳动力强弱，按照技术高低配备与照顾居住方便等情况划分成若干劳动小组;第二，划定耕作地区。根据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土地远近，好坏与劳动力相适应等情况划定耕作区;第三，制定劳动定额。其办法是以一个中等劳动力、诚实劳动一天所能完成的数量和质量，分别轻重、忙闲、技术高低等不同的工种，确定各个工种的标准定额和每个定额的不同工分;第四，合理搭配劳动工具。耕牛、农具搭配给各个劳动小组固定使用。这样就克服了过去在评工记分上的偏差，做到社员心中基本有数，再不是干活你等我，我等你了，每天干活完了后，由组长、记工员检查将完成情况计算成工分定下来记人社员个人名下，纳1958年秋，全民大办钢铁开始，劳动力大部分上山，剩下的妇女、老小，评工记分也有些懒散，迟到的短分，缺半天的短少一半的工分，那时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出工一窝蜂，做活磨洋工，晚上开夜战，点名就记工。”其结果粮食大减产，耕地大抛荒。

1961年解散公共食堂，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整顿农村人民公社，以村为单位建立大队，以社为单位建立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莲池村在生产管理上逐步摸索了一套经验，贯彻“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改善评工记分办法，作法是:第一，实行个人单独计件制，凡是一个人单独劳动就可以完成的工种，例如耕田、耙田、上粪、饲养牲畜等就直接分配个人去干，根据定额多干多得。第二，集体劳动，个人记工。凡是需要集体劳动的工种，例如下种、锄草等按规定质量统一完成后就按承包者各人劳动的结果分别记工。第三，集体记件，个人活评。凡是必须集体劳动而又不易个人计件的工种，例如收割、挑堰塘、积肥等由集体参加劳动的人将工作数量、质量完成时间包下来，完成以后按各自所干的情况评出各人应得的工分，这种农活叫“大包小评”。这样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偏向，同时也避免了“天天评工，夜夜开会”的现象。有些社员反映:“过去熬日头，现在怕天黑”。社干部也减轻了负担，群众反映“出工不用催，收工喊不回”。

1965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学大寨的高潮中，又增加了一项“大寨分”，即政治思想分，凡贫下中农干一天活，天经地义的比其它成份的人挣的工分高。社员所挣工分是劳动所得的根本体现。例如:莲池一生产队是学大寨的地县先进单位，68户357人，其中社员分配的部分是按基本口粮人平427斤计，工分分粮每个劳动日分粮0.8斤，肥料分粮将社员投肥折现金，每1元钱分粮6斤。社员参加分配的劳动日有503383个，每个劳动日价值4.53元。由此可见，农民年挣工分是当时多劳多得的基本依据。

五、六十年代农村集体生产中推行的评工记分是一项既关系生产力发展，又关系农民利益的按劳分配制度。

（来自《南江文史》第十一辑，作者系原中共南江县委副书记李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