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城里有座严颜庙（也称“严公庙”，庙毁于文革中，现在仅存碑记），严颜庙有座严颜墓（现在在草坝街中段，原将军宾馆处）。传说严颜墓里有盏万年灯，这里就引出了俞楼与万年灯的故事。（道光《保宁府志》卷12载，“严公祠在旧西门内，唐时建，现在城外。”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187《碑记》云：《唐严将军庙记》，“庙在(巴州)城西门内，碑在本庙，唐正元元年韦曾为庙记”。）
过去巴州有个州官叫俞楼的，一心想发横财，不但活着的人要压榨，就是死了的人，他也要搜刮。他认为严颜死后的殉葬品一定很多，便悄悄派人掘开了严颜墓，发现墓内有明灯一盏，灯油将尽，灯前有一块石碑，碑上刻着：俞楼俞楼，无冤无仇。开我墓门，为灯添油。油添不满，罚你变牛。”
掘墓人赶忙报告俞楼。俞楼读了碑文又惊又怕。他觉得唯一的办法，是将灯里油添满。于是忍痛将自己过去压榨活人、搜刮死人的赃物赃款，全部买油添进灯里去，可是灯里的油才不过巴底底呢。俞楼担心将来变成牛，又千方敲诈，百计勒索，得来的银子堆成山，买成油还是把灯添不满。后来，他想了一个主意，凡是到衙门里来打官司的，不分是非曲直，都要罚其为严颜墓里的万年灯添油。他总想把油添满，却总是添不满。
巴州的盖世财主富百万与长工王老大到衙门打官司来了。富百万雇王老大当长工的时候，说的帮工三年，给一头青牛。王老大满三年后，富百万却赖帐了，硬说讲的帮工三年，给一瓶清油。王老大不得不进巴州城来告状。富百万怕官司打输了，先送俞楼五百两银子。俞楼在大堂上对富百万和王老大说：“你们都去给严颜墓里那盏万年灯添油，谁添满了，谁就有道理，谁就是赢官司。”富百万听了非常高兴：我有百万家财，难道还不能添满这一油灯吗?明明是州官在卫向我啊!他要求先添，州官自然答应了。谁知富百万把他的家财耗尽，还是没把灯油添满。轮到王老大去添油了，他提起油壶往灯里倒，刚刚倒了一半，那万年灯里的油就瀑出来了。按说，王老大应该是赢官司，可俞楼又变卦了。他睁起睛睛说瞎话，一口咬定灯里的油是富百万添满的。王老大怄气不过，在大堂上一头撞死了。
俞楼根本不管王老大的死活，他觉得只要灯里的油添满了，自己就可以不变牛了。那晓得俞楼带上人正要去给严颜封墓门的时候，那块石碑上的字却变成了：“俞楼俞楼，无耻之尤。贪赃枉法，与我添油。一代为官，九代变牛。” 俞楼看完碑文，吓死在地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 不要太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 “汉史标名胜，巴城存墓丘。”迄今长达千余年历史的严公庙和严颜墓，是巴州在川北地区享有很高声誉的古文化遗存。蜀汉时严将军取汉昌（今巴州）、威镇汉昌，至今在巴州民间广为传诵。相传，严颜死后葬于巴州，墓冢至今在州城西门（墓地现已经不存在，在草坝街上新雕了一个雕像），墓前有“汉将军严颜”的大石碑。早在唐贞元年问，于墓后修建了严公庙（巴州区草坝街，那儿曾经有一个粮店，叫城西粮店，即严公庙）。当时，四时香火不绝。《通志》载，汉将军严颜墓，在城西门外，旧有庙在墓后。据《巴州志》载，北宋宣和四年，墓后庙已“栋宇倾坏，支以他木，上漏下湿，不避风雨”。宋民族英雄宗泽判巴州时复修。明建墓碑，高1.24米、宽0.65米、厚0.2米。清建殿（俗称严公庙）为木结构，面阔约24米，进深约10米，通高约8米，雕梁画栋，规模壮观，并雕有石像高3米余，神气威武。“文化大革命”中庙荡然无存，石像埋于地下，墓（九十年代初才拆除，现在“将军宾馆”的位置）被封土荡平。后将墓碑掘起，尚存完好，墓室未动。严公庙虽毁，但是严颜那“孤身欲断头”的威风凛凛的英雄气概，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敬仰，留下了“将军大节重如山，云让孤高松让寒。一曲巴江城下水，年年流照旧衣冠”的赞誉。 […]
巴州作为今巴中之历史名称始于北魏延昌三年(514)，但南北朝时，巴岭之南或为“不置郡县”的群獠散居之所，或是叛服不常的北南交争之地。直到唐朝，巴州作为今巴中的固定称谓才稳定下来。巴中之严颜庙正是在巴州称谓稳定以后才出现的。如果说巴中之严颜祠出现在唐代尚有疑问的话，那么在宋朝则是确凿无疑的。宋朝巴州严颜祠称作“英惠侯义济庙”。据宣和六年(1124)巴州通判宗泽撰写的《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巴州百姓祀严颜甚谨，“没千有余载，巴人事之如存，”“凡过其门，无老壮贤不肖，必以手加顶，至于再三，如神真在其上，以至雨呖之愆、疾病之苦，率诣祠祷之，无或不验”。地方官多次把这些情况奏报朝廷。宋廷顺乎民情，赐其庙额为“义济”，加封爵号为“英惠”。把巴州对严颜的崇祀由民间信仰变成了国家典祀。同时，巴州地方官员捐俸钱完成了对巴州严将军祠的修缮工作，宗泽为之作记(《宗忠简集》卷3)。此本为祠记，记文中也无只词提及严颜墓。或唐宋巴州本无严颜墓。
巴中之有严颜庙或始于唐代。地方志书皆持“唐建”之说，如道光《保宁府志》卷12载，“严公祠在旧西门内，唐时建，现在城外。”现存文献中最先持“唐建”说者仍然是王象之，其《舆地纪胜》卷187《碑记》云：《唐严将军庙记》，“庙在(巴州)城西门内，碑在本庙，唐正元元年韦曾为庙记”。正元元年即贞元元年(780)，作“正”乃避宋仁宗讳。另据陈思《宝刻丛编》卷18，唐朝两度建立巴郡太守严颜庙碑。第一次是德宗贞元十二年(796)，碑文由韦曾撰写。这在时间上与王象之记载不一致；第二次是天复五年十月十五日，碑文由冯某撰写，蒲君宰正书。时间亦有疑，天复为昭宗年号，只有四年(901—904)。这就是说，关于唐代创修严将军庙，文献记载与石刻资料不一，而且皆是宋朝以后的追述。因而，“唐建”说还有待进一步确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两次建庙立碑是否属实，所立之碑皆系庙碑，并非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