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由于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人民，爆发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张献忠率部入川，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将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诬为“杀人魔王”，炮制了“八大王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等谎言。
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四川确实死了许多人，人口锐减是事实。
其原因并不是张献忠所剿杀。事实是：
一、史记四川人口锐减，发生在明朝万历到清康熙十九年前这段时间（一百年左右），而张献忠在四川的战斗，前后只两年多时间。
二、张献忠起义军只占领过四川的少部分地方，大多地方去都没去过，何言剿杀？
三、《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记载：张献忠规定军队“不准妄害良民”“不准娶本地妇女为妻”，“不准私受民词”，“不准擅自招兵扰害地方”。如果招兵扰民，“许彼地士民锁盖军前正法”。这些禁令说明张献忠的军纪和政令是严格的，剿何有之？
四、张献忠的队伍对人民以兄弟相待，每到一地，都开仓济贫，为民伸冤。《滟预囊》卷一载：“利于贼者，无聊穷人，背主黠仆，贼与此气味相投”。如果张献忠是一个“逢人便杀”的魔王，他怎能与人民休戚与共，受到爱戴和拥护呢？
五、当年四川梓潼县七曲山原文昌宫风洞楼内，有当地人民给张献忠塑的神像，四时祭之。直到乾隆 (1742 年) 时，才被清政府毁掉。不久，群众又在原地重塑张献忠像（此时距张献忠栖牲的 1646 年已九十多年了) 为遮朝廷耳目，改七曲山为“大庙山”。如果张献忠真是“杀人魔王”，人民群众为什么还长时间怀念和崇拜他呢？
事实充分说明，当时四川人口锐减，决不是张献忠剿杀所致。真实原因：一是明、清两王朝与四川官僚地主武装、少数民族战争时间很长，烧杀抢掠和镇压死伤很大，杀人很多；二是清军同明军以及清军和吴三桂之间的战争，蜀人伤亡空前：三是天灾频仍，瘟疫流行，有些地方整村整舍死亡。
所以，“八大王剿四川”之说不符合历史事实。
勿庸讳言，张献忠在四川征战和镇压叛乱中，是杀人不少。那么，“八大王剿四川”之说，又是怎样造出来的呢？完全出自清王朝最高统治的旨意。由于当时“文字狱”搞得人心惶惶，修订明史的御用工具，只能惟命是从，不敢据实记述张献忠有关事实真相。修史者冯甦（苏)，在他的“见闻随笔”里，就编造了“四路杀人”的说法以迎合清王朝。另一个名毛奇龄的又据冯甦（苏）的《见闻随笔》，在其《后鉴录》中，独创“草杀”一词，说张献忠在四川“共杀六万万之奇”。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明代，全中国人口还不到一万万，而张献忠在四川竞杀了“六万万之奇”，也实在是弥天谎言了。
在今四川一些地方（特别是川东北）的居民，确实是从湖广以及其它省迁来的。如果不是张献忠“剿杀”，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人口如此稀少呢？据考证：主要是“摇（姚) 黄土暴子”屠杀了的。
《明季南略》卷十二说“…摇黄，原名‘姚黄’，原系汉中土贼姚黄二姓者为首。后其众既多，分为十三支伪为摇黄。以袁韬为首，拥众十万。”又据《客滇述》记载：“‘摇黄’以通江、巴州、达州为巢穴，而蔓延于岳池、广安、定远、合川、巴县。凡川东之北岸，任其出没，掳掠人口，则又责人取赎。当耕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
“…因土人强悍，乡兵四起，相约杀贼，而贼遂逢人便杀。…久之，人马渐多，器械渐精，且有火器…遂攻城掠寨，而岳池、邻水等县无坚城矣。”由此可见，“摇黄”纯粹是一种以抢劫为生计的流氓、“土暴子”武装集团，它与农民武装起义，性质完全不同。
“摇黄”“土暴子”曾屠过平昌。文献可证：《蜀记》云：“乙酉（顺治二年)…摇黄贼屠巴州（现平昌白衣、涵水属达州；灵山、澌滩属通江；南风、黑水属仪陇，余地全属巴州管辖)、通江、东乡（今宣汉）、太平（今万源）、达州、梁山、新宁、开县各地方，人烟俱绝”。清道光元年 (1821 年) 立的响滩韩家坝宗支碑载：“韩氏先公，本豫吉安太和人也，摇黄变乱后而入蜀植业。”建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 年) 的韩正连墓志记：“正连祖生于明季，迁摇黄变乱…”这两则碑文更证实了平昌居民确实是“摇黄土暴子”所屠，才导致外地移民“入蜀植业”的。
有人说，“摇黄”投降过张献忠，自然有关系。此问题历史已作回答：《国榷》卷一百二十载：“明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 八月，摇贼五万，曾降于张献忠。”当时的“摇黄”是慑于张献忠进军四川之军威和群众之激愤，为保存实力而被迫伪降。张献忠受降后，义军由川东直指重庆、成都。而“摇黄土暴子”的武装，并未受编随军征战，而是仍据川东北，不受节制自行其事。所以，摇黄屠川东北各县，与张献忠并无任何关系。
后来，“摇黄”投降清军，不久便背叛清王朝，“奉明宗室为主”，又变成明朝官军。从“摇黄”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毫无政治目标，立场颇不稳定的武装集团，纯属流氓“土暴子”。
（韩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