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龛北岩写下“金榜山”张衎究竟是哪朝人

历史上，在记录张衎的年代上，有以下三个记载：

一是清道光《巴州志•历代文•题名》记载：“‘金榜山赐进士第秋官云间张衎书。’此刻在文昌阁右岩绝壁。字大上尺许，年月剥落。”《巴州志校注》引用明《保宁府志·桥道》注释：“张衎，江苏华亭进士，成化间任保宁府推官。”

二是清道光《巴州志》将其《金榜山吟会亭诗二首》收录在《历代文·国朝》卷。此处“国朝”即清朝，意即张衎是清朝人。

三是2006年所立的“天开金榜重放光彩”碑记，“故唐武则天时曾供职刑部的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张衎移任保宁，莅巴之时，见丹梯山，形似书案，峰有印盒石相衬，便书金榜山三字，镌于山上，自此其山名为金榜山。”该碑是巴中有识之士不想“天开金榜”为树木所遮蔽，于是筹资将其修葺一新，安装镁光灯，增彩巴城。碑记，认定张衎是唐代人。

上面在年代上，一说为明朝，一说为清朝，一说为唐朝。究竟哪一种说法准确呢？

南龛北岩，峥嵘突兀。在玉佛寺后的“天开金榜”石刻旁，有一个题记：“昔唐秋官张公衎题金榜山三字，年久风雨剥蚀，后人仿旧迹于丹梯阁侧书天开金榜以复古制，行见地灵人杰，科名甲第之盛，必有继美于前者。”公为古代对男子的尊称，故此处张公衎即张衎。按此题刻，张衎与“天开金榜重放光彩”碑记一致，似乎为唐人。

但《巴州志校注》在注释《金榜山吟会亭诗二首》时，引用明《保宁府志·保障》注释：“张衎，直隶华亭（今甘肃华亭川）人。进士，成化十二年（1476），由工部主事，左迁保宁府推官（主管刑狱）。”这与前面第一种说法一致，认为张衎是明代成化年间人。只不过籍贯一说张衎为江苏华亭人，一说是直隶华亭人。

那么，是题记错了呢？还是《保宁府志》有误？或者说历史上真有同名、同姓、同职务但不同时代的三个“张衎”？

先看“天开金榜”题记，倡建者为：提督军门张必禄、荣成县知县唐之荣、候补同知张由基、刑部主事唐正恩……均为巴州史上有身份名望之人，张必禄是被清道光皇帝赐予“励勇巴图鲁”、咸丰皇帝追封“太子太保”的将军；唐芝荣为清嘉庆举人，官至荣成知县；唐正恩曾任刑部主事江苏司、江苏阳湖县知县等职……其余七十余人均为贡生、廪生、监生等功名的人。按理说，他们将张衎年代记错或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们认定张衎是唐人的依据又来自哪里？

话说回来，如果题记没有错，是否是注释《巴州志》的人误将另一个姓名相同的“张衎”，当成了题写“金榜山”的“张衎”？历史上两个同名同姓的人担任过同一官职，都到过巴州（一个题写“金榜山”，一个写下《金榜山吟会亭诗二首》），他们重合的概率又有多大？抑或是《保宁府志·保障》记载的明代“张衎”根本就没有题写过“金榜山”三字，石壁上的大作系唐代“张衎”所为？或者说“张衎”本身是唐代人，是《保宁府志》将其年代弄错了？

鉴于张衎年代难以断定，研究者遂决定在“天开金榜重放光彩”碑记上打开缺口。

在走访当事人时，得知当年捐资倡导者早已离去，考证陷入停滞之时，研究者意外获得一本刘瑞先生编撰的《南龛诗文选注》。先抄录书中《南龛十二景》诗第十一首《天开金榜》于下：

柳体珠光峭壁悬, 丛林郁郁耸江天。

晓同印斗迎金虎, 夜伴奎星映玉蟾。

向美丹梯吟笔冢, 更誉金榜亦书山。

万般功业从勤奋, 皑皑梅花香岁寒。

该诗下面，刘瑞注释：“今‘榜’字下石刻自左至右竖刻碑记云：‘昔唐（应为“明”）秋官张公衎书金榜山三字，年久风雨剥蚀，后人仿旧迹于丹梯阁侧书天开金榜……今据明《保宁府志·历官》‘推官张衎直隶华亭(今甘肃华亭)人，进士，成化十二年(1496)以工部主事左迁’。因此约为明中叶人。”刘瑞认为，张衎应为明代人，对清代题刻中张衎是唐代人的说法作了纠正。在该书第三辑《巴中石窟·南龛摘要》“南龛题名题词补录”中，刘瑞亦在“天开金榜”题记下做了“昔唐（明）秋官张公衡书金榜山三字”的记录（笔者注：此处“衡”属笔误，应为“衎”）。但是，刘瑞先生并没有说明张衎是明代人的理由和依据。

研究者综合分析文史资料后认为，张衎是明代人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假设张衎是唐代人，他题写的“金榜山”三字具有一定规模，“高阔四尺许”（清道光《巴州志》），能够让清代张必禄、唐芝荣等名士“仿旧迹于丹梯阁侧书天开金榜，以复古制”，那么“金榜山”三字也应该会被唐代及以后到访南龛的文人墨客在诗词歌赋、石刻碑记等中有所提及。

但是，研究者查阅了清道光《巴州志》收录的近200首诗词、21处南龛题名，特别是刘瑞编撰的《南龛诗文选注》堪称历代“南龛诗词大全”：收录南龛摩崖诗词37首，铭文4篇，南龛诗11首，包括镌刻于南龛不属南龛范围的诗词23首（如杜甫《九日寄严大夫》），均未发现唐代至元代之间有言及“金榜山”“金榜”的。如果张衎是唐代人或者碑记所说的武则天时期人，那为何唐代巴州刺史严武、羊士谔、张祎、宋代巴州通判宗泽等名人在巴留下的诗文中没有提及？特别是羊士谔在巴作诗30余首，南龛、西龛、东龛、后溪等巴城胜迹无不涉及，其中南龛3首，无一字提及“金榜山”。

特别是宋代何伣作《何伣游记》，详细记载了他游南龛的所见所感，其中有这样一段：

“游南山，宴于怀古亭，对古楠之乔蔚，瞻石龛之嵌岩酒既半，乃纵步相与登山顶绝览阁，观江山之气象，览城郭之形势，已而分茶，啜建溪新茗，谈论飞屑(眉)， 不倦。逾时，又纵行至飞霞亭，观仙人捣练石，周回四顾，有萧散凌云之趣。少顷，复纵行下山，至再休亭略憩坐，眺望野景，怀想古意。移刻，复至怀古亭，终席而归。”

上文中“仙人捣练石”，即印盒石，作者“观仙人捣练石，周回四顾，有萧散凌云之趣。”唯独未发现“金榜山”石刻，充分证明宋代并无此胜迹。那么，明代呢？研究者抄录《南龛诗文选注》辑录的两首明人题“丹梯书院”诗：

题丹梯书院

明·陈凤

书院层岩上, 丹梯半有无。

草蒙碑奰屃, 雨洗字模糊。

笔冢秋云冷, 琴台夜月孤。

我来觅归迹, 猿鹤起惊呼。

丹梯书院

明·傅瑛

南山书院古丹梯, 赢得诗人入品题。

岭上仰观红日近, 岩前俯瞰白云低。

碑文有字莓苔合, 诗颂无声鸟雀啼。

传说当年工部在, 风光不让浣花溪。

根据史料，陈凤为巴州人，明成化五年间（1469）进士，官至南京刑部主事。傅瑛，临安（今杭州）人，成化七年（1471）任巴州训导。“丹梯书院”旧址在“金榜山”下，两者近在咫尺，如果当时真有“金榜山”石刻，陈凤、傅瑛二人游览时应该会在诗中提到这一胜迹。更为重要的是，《保宁府志》记载的张衎与陈凤、傅瑛为同时代人。笔者推测张衎题“金榜山”时间应是担任保宁府推官之时，也就是陈凤和傅瑛游览“丹梯书院”几年之后的事。

因此，研究者认为张衎是明代人较为可信。但限于张衎并非史上声名显赫之人，缺乏志书更多记载，研究者期待有更多有兴趣的人士来共同探讨。

《来自：巴中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