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末期巴中的通货膨胀灾难

巴中

1932年每制石稻谷(合108市斤，下同)涨至4440文(个，麻钱)，比1911年上涨4.1倍。1939年后，政府滥发货币，粮价每年上涨3~5倍。1944年，日军兵临四川边境，米价上涨390多倍。从1936年发行法币起，至1947年的12年间，每制石中米由8.19元涨到17200元，上涨2099倍。1948年9月发行金圆券至1949年5月6日，不到9个月时间，每石中米由已涨到32000元，上涨6399倍。

工业品价格也受到粮价影响，火柴每盒由0.01元涨到100元，上涨9999倍;食盐每市斤由0.15元涨到5230元，上涨34866倍。

工农业产品交换比：1936至1949年，以稻谷l制石为标准，土窄布1941年可换37.5市尺，至1948年因棉价上涨，仅可交换21市尺;食盐、火柴等任经营者操纵价格，交换比不断扩大。以稻谷1制石为标准：食盐，1936年换21.7斤，1940年换12斤，4年内交换比扩大8l%;1949年只换8.8斤，又扩大36.4%。

平昌（此时属于巴州管辖）

1935年，江口市场每担大米为1.03元(法币)，1947年大米市价为25991元，比1945年上涨23.09倍。1946年9月每斤食盐3891.67元，比上年每斤295.75元，上涨12.16倍。从1935年至1945年9年间食盐价格上涨1824.6倍，白布价格上涨5769.8倍，火柴价格上涨1208倍。1946年12月与1月比较，棉花和棉布价格上涨10倍，大米上涨16.3倍，食盐上涨19倍。

通江

据1928年第四季度生活状况表载，时县“米一斗(重六十斤)价洋五元，猪肉一斤价洋二角，棉花一斤价洋六角至七角”。至1930年城关市场每块银元尚可购棉花5.1斤或大米45斤，至1944年仅购得0.008斤棉花或大米3.7斤。1948年1月，县内稻谷平均每石价涨至法币95000元，米203330元，中熟米218330元，5月份每石稻谷涨至255600元，碛米50万元，中熟米52万元。到1949年“元月中旬，城关物价突然疯狂大涨，骇人听闻”。“考察原因实由一般商人交易中拒收千元面额的法币，影响物价大涨。近日(元月下旬)大小生意切已停业，关门闭户……”“上月30日之米价每市石由380万元，至中旬涨至840万元，本月之米又涨至1000万元尚贸不到……”“每日米源甚少，供不应求，已演成抢夺贸卖，听由卖者随便要价，毫无行情可言，政府亦无法制止”“到11月，每市石中熟米由6月的840万元突然涨至平均1150万元”。又如食盐1930年每市斤是0.148圆，到1946年涨到了170.83圆，1947年则涨到了3891.67圆;火柴1930年每盒是0.02圆, 而1946年就涨到了31.94圆, 1947年则涨到了274.79圆。虽然政府规定金圆券5亿元方可兑换银元1元，但有价无市，市场交易被迫进行以物易物。

1948年，巴中恩阳药商罗洪均将4(木)船沙参、淮山等中药材运到重庆出售，装了一背篮票子(法币)在回家途中还不够开支一夜的旅馆费，活活气极而死。平昌响滩一陈姓保长，在一个“赶一四七转角场”逢八的日子为弟“办喜事”，因他是保长，去捧场送金圆券的人特别多，杀了5条猪，办了3天，收了3皮厢现钱，等到逢一的日子去响滩场准备购物，结果连一条猪也买不到了，把夫妇俩气得在大街上骂“国民党的大老壳不是人养的”。江口镇邓明晶想做棉花生意，1949年6月装了一大船(定载量15吨)皮棉，运3~4天才到重庆，交货结账时算还大有赚头，喜出望外，但还没有走出城就遇着国民政府宣布不准用金圆券，“血本无归”不说还倒贴生活费和运费。宣汉一姓潘的农民去西安贩棉花，在验货时他意外地手触到棉捆内有几卷大面额纸钞，他以为是老板忘了的，也想捡个便宜，于是搬走棉捆连夜出城，等他走了大半个月返回宣汉，回家用秤称现钱竟有2斤多，但等他入市去买物品时才发现，2斤多的现钞还不值2斤棉花，结果才发现是他上了当，贴了本还不好说，气得他直跺脚，发誓从此不再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