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符先辉回忆:川陕苏区时期的文化宣传活动

我的家乡在陕南镇巴县一个叫做简池坝的小山镇。红军没有来的时候，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一是土匪多，绑票诈财的事经常发生;二是四川军阀的兵常来骚扰，拉夫抓丁搞得鸡犬不宁。老百姓生活很不安定，隔三岔五就得跑进山林躲兵灾匪灾。我们家当时正从殷富的境况败落下来。

我是家中的长子，便被送进筒池坝的私塾读书，认了一些字，心里就生出了一些念头，想到外边的世界闯荡一番。当兵是一条出路，但四川军阀那样的兵是不愿意当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叫人从心里反感。

就在我十四岁那年，有关红军的种种传闻越来越多，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些年龄比我大、在汉中城读书的进步学生回到简池坝，讲了许多关于红军的事情，听起来令人新鲜、兴奋。当地上年岁的老百姓盛传红军是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是天下难得的好队伍。一些说红军坏话的反面宣传在我们年轻人身上不仅没有起作用，反而叫我们更加向往红军。这样，当红四方面军头几批部队开进我们这一带，耳闻目睹红军的种种行为，许多年轻人就自愿参加了红军。我的革命军人生涯从此开始，至今已有60余年了。

红军部队在川陕苏区开展文化宣传活动是不拘形式的，但效果非常好。可以说，红军战士个个都是宣传员。每到一地，大家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各家各户，拉家常扯闲话的时候，就把一些革命的道理讲给老百姓听，不知不觉就打动了人心。

等到部队开拔，就会有一批人参加到红军中来。红军中有一批很能演讲的人才，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很吸引人。我参加红军不久，就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多次听到总部负责人作报告;这些高级领导讲话当然深一些。平时向老百姓作宣传，都讲一些浅显易懂的道理，使他们感到参加红军能给穷人带来好日子。比如:当兵就要当红军，退伍下来不受贫，工人有工做，农民有地种。听到当红军的种种好处，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

也有一些文艺宣传形式。最流行的是演活报剧，有人装扮成地主老财，有人装扮成农民;地主老财想出种种办法欺压农民。看了这样的活报剧，很多人就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境遇。那时候，动员四川军阀的士兵投靠红军是很重要的工作。有的活报剧就表演那些士兵受长官虐待的种种遭遇:天寒地冻，士兵抱一杆破枪，饿着肚皮，衣不遮体，缩脖子弯腿地走在表演场地，嘴里诉说着旧军队的不公平。那样子，真叫人又可怜又可笑。

除了活报剧外，说快板顺口溜也是很流行的。都是一些明明白白的大实话，但在偏僻的川陕地区，这一切都是新鲜的，红军战士爱听，老百姓也爱听。现在回转头来看，川陕苏区的这些文艺宣传，比我们后来在延安看到的扭秧歌还要简单原始，但确实是能打动人心的，在十分艰苦的岁月里，发挥了动员老百姓参加革命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建起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地方红色政权在文化宣传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到现在仍有大量遗存的红军标语，有许多就是地方红色政权搞的。那时候， 物资的匮乏程度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哪有纸张写标语?好的是大巴山的山壁多，大石头多，有钱人坟地的石碑也不少，还有各类房舍的墙壁，都成了刷写标语宣传革命的地方。

红军或地方政权中的文化人提着石灰水，或者是锅墨烟子合成的水，在这些地方大展才能。有的山壁很高，就搭上木架子，书写人员爬高上低，写成一幅标语很要费一番气力。标语的内容很丰富，有宣传土地革命的，有号召北上抗日救国救民的，有宣传共产主张的，有针对地方军阀的。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有些标语口号不怎么策略，有“左”的意味，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这一方面是受到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思潮影响，另一方面表现出时代局限性;同时，彼时彼地的一些实际情况，如地处偏僻信息不灵等等，也构成了提出这些口号的原因。

总之，用历史的眼光看，这类标语也是无可厚非的。红军部队和地方政权组织了一些石匠，把许多标语凿刻在山崖上、石头上或石碑上。这一举措显得格外有意义。如果不是这样，这些标语怎么能保留下来?到解放战争时期，我担任师长，受命战斗在郭西陕南一带。1949年11月， 我亲自率领两个团到川陕一带消灭敌人，行军途中，见到许多当年书写凿刻的红军标语，心情十分激动。这些标语和巴山连为一体，成了最珍贵的历史见证。听一些专家讲，大巴山保留下来的红军石刻标语群， 其规模内容， 都比其他苏区大而丰富，有一些还具有书法艺术价值。我想，这些标语是红四方面军和川陕各级苏维埃留下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川陕苏区时期红军的宣传鼓动方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解放战争时期，我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师之长，每到一处，总是按红军的方式宣传动员群众。我爱人王玉蟾就是在我们解放湖北郧西时接受革命宣传参加革命队伍的。我率部解放汉中地区西乡县城后，在南河坝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我这个“少小离家老大归”的革命军人，操一口家乡话作讲演。这一下轰动了，到处传说带兵的师长是本地人，姓符，真了不得。这话一传就传到我三姐那里去了。原来我参加红军后，我三姐嫁到了西乡县。她想，我弟弟出门十八年了，这个姓符的师长会不会是他呢?于是就跑了几十里路到县城找我。不巧，我这时已率两个团入川执行任务。我三姐找到师部打听:“符师长在不在?”师部一位同志回答:“我们陈副师长不在。”他把“符”“副”搞混了。我姐一听师长姓“陈”不姓“符”,没有再追问就走了。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也说明那时候一个讲演会产生多么大的效果。

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从我十四岁参加红军，南征北战，戎马倥偬，到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于国防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我们之所以能不断前进，那就是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我的这个信仰是和川陕苏区一同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对川陕苏区的怀念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