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尖山记

瓦尖山，位于通江县麻石镇。

一

春节，我登上离老宅不远、多年未去的瓦尖山。昔日为登高玩耍，这次是寻古探幽。我用数码相机拍下了蟾蜍石及其两侧的“眼眶”、顶部的塔基，东、南、北三侧残余的石墙，宝珠宫大殿遗址及台阶，还有缺胳膊断腿、东倒西歪在枯草中的石菩萨。回巴州后，作《瓦尖山记》一文。我在文末写道：“我在残垣断壁中寻觅，在瓦砾碎石中察看，在荆棘灌丛中勘探，企求获得历史的蛛丝马迹，为写《瓦尖山记》作准备。下了山，我又拍下了瓦尖山全景。我要把它留在镜头中，带到另一个地方，下载在我的电脑里，时时检视它、考证它，看能否在更多的地方史料中再发现一些与它有关的新信息。届时，我会另起炉灶，复作《瓦尖山记》，使它更接近历史的真面目。”

二一九年七月中旬，我回老家避暑，再次登临瓦尖山。在蟾蜍石东侧发现了“唐朝”“地主周富记”等石刻文字。十年前重修寺庙，施工时，人们在原寺庙遗址上挖掘出多块破损的石碑。这些石碑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反而被视为无用之物，有的重新被埋入地下，有的零散地码放在建筑物的角落，成为多余的废物。我一块一块将它们摆放在空地上，用扫帚清理上面的灰尘、积土及污垢，然后用清水一遍遍冲刷，用手一遍遍摩挲，石块上的文字终于重见天日、焕然一新。由于清污方法不当，也无这方面的经验，粗糙的石块磨破了我的几个指头，血一丝丝往外浸，但意外的惊喜与收获在心理上压倒了钻心的疼痛。经过整整一个上午的努力，我东拼西凑，勉强还原了两三块石碑，原来它们是瓦尖山修寺的记事碑和功德碑。

在一块立于“己丑岁季春月”〔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的功德碑上，五世祖“周宗先”的姓名赫然在目，使我喜出望外、惊奇不已，如同发现至宝。想不到，我会以这种方式与逝去了一百余年的祖先在此相遇。以前涉及这个姓名，是在祖父、父亲偶尔回忆或叙述旧事时的言谈中，这个姓名刻在墓碑上、写在新编族谱里，隔膜而抽象。他生活的时代迄今已一百余年。因代际差异，我已把他视为传说中的人。同时，我还看到了许多儿时父辈经常提及的早已作古的耳熟能详的姓名。在这块残破的功德碑上，为修寺庙，当时，瓦尖山周氏族人及周边其他异姓居民踊跃捐资。五世祖捐资六百文（一个铜钱即一文。因用麻绳穿钱，民间又把铜钱叫“麻钱”，从铜钱方孔中穿过的麻绳称“缗”）。

在一块立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的功德碑上，一个名叫“刘金模”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村里的“名人”。他的出名，不是因为才华或善举，而是一次意外的伤亡。他是一个猎人。有一次他在裴家岭捕杀野猪，未击中要害，受伤的野猪穷凶极恶，反扑回来，从他胯裆间直冲而去。刹那间，他的阴囊被野猪尖利的獠牙撕破，一颗睾丸顷刻滑出，摇摇欲坠、欲落不落，不日身亡。他死后，村里有人总结说，刘金模打猎一辈子，毬都没得！（一语双关，即打了一生的野兽，到头来一无所获，连自己的生殖器都没有了）这事，小时候我就多次听大人们摆谈。日后，倘若有人写村志，千万不要遗漏此事。

在残碑上，我看见了“麻五甲瓦甑山”“瓦尖山”行政区划名和同一地名不同的书写形式。我还看见了以前从未发现的位于蟾蜍石北面的摩崖。原本应该是有造像的，因石壁风化严重，已无物可寻。

通过此次新发现及经过十多年的知识储备——十多年来，我阅读了大量明清政治、经济、文化史料，遍览了自清道光以来的乡帮文献，行政区域涉及巴州（含平昌。民国时期从巴中县划出平昌设治局，置平昌县）、通江、南江。我胸有成竹且自以为是地认为“为写《瓦尖山记》作准备”的条件已具备，“另起炉灶”的想法已成熟，“复作《瓦尖山记”的时机到了，于是有了本文。较之旧文，说它是“新记”也好，增订稿也好，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