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之荔枝道的历史沿革

在诸多的蜀道中，荔枝道是唯一以植物命名的道路。因唐代天宝年间北运杨贵妃所嗜荔枝而极具盛名，并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历史上由关中翻越巴山去巴蜀主要有三条道路：西为金牛道，中为米仓道，东为荔枝道。三道目的地各有不同：金牛道通往成都；米仓道通往巴中，沿巴江可至川东南诸地；荔枝道则是通往万源、涪陵，进而联系重庆诸地。在关中越大巴山到四川盆地的三条蜀道中，荔枝道仅一千公里左右，里程最短，称得上是捷径，而且其所联系通达的对象，指向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峡江地区，这在蜀道系统中是颇为独特的。

荔枝道虽因荔枝北运而得名，但由荔枝所折射出的南北文化交流并不是从唐代才开始。新石器时代晚期，荔枝道就开始了其早期形成发展的历史，是当时关中通往巴蜀的重要通道，也是秦、巴、楚文化交融之所，还是古代先民南北迁徙的一条重要通道。汉唐时期以荔枝为代表的南方果品不断北运，拓宽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范围。荔枝道在开元盛世这一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乐章中奏响了其发展史上的最强音，又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全面走向下坡路中倏忽之间而衰落。

荔枝道因杨贵妃的关系，被掺杂了许多政治因素和人为因素，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诗歌，是唐代文人最主要的表达方式，杨贵妃与荔枝是唐代诗人笔下常见的题材，自杜甫开创以来，其后经过杜牧等人的踵事增华，在唐人诗作中似乎已成为一种咏荔模式。如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的第一首“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更是个中佳作。杨贵妃与荔枝的话题虽是唐代荔枝北运进贡的副产品，却给荔枝道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今也成为荔枝道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荔枝道由南北两段构成，北段袭用子午道，从长安到西乡县的子午镇，南段则由子午镇至今重庆涪陵区，故南段亦称“洋巴道”，又因穿越巴山，也叫“小巴间道”。

唐以前的荔枝道文献中较早提及此道的是《晋书》，据该书卷一《宣帝纪》载：魏太和四年（230年），“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司马懿的陆军从安康溯汉水到西乡，走的是子午道南段，由西乡南下，则是取洋巴道入开县、万县、朐月忍。由此可见，三国初年这条道路就已存在了，而司马懿能循此道进军，则此道开通必在三国以前无疑。

巴文化相关的遗迹、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对荔枝道早期历史的某些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荔枝道的发轫、拓展和巴文化的兴起、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90年，考古学者对陕西城固县宝山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晚期或稍晚至殷墟文化三期的商代文化遗存，其中陶器中釜的数量最多，发掘者将其命名为“宝山文化”，它与出土于陕西城固、洋县境内被称为“城洋铜器群”的商代青铜器遗存的主要存续年代基本同步，文化面貌相似，应属同一文化系统。路家河遗址位于湖北宜昌，是长江三峡地区第一个经过系统发掘的以商代遗存为主体的古文化，同样属于早期巴文化类型。在宝山文化与路家河文化出土的陶器中，釜在陶器中占最大比例，且都为小口、圜底的形制。二者皆以釜作为主要炊器，说明二者的关系非一般意义的交流关系，而是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考古学者判断，宝山文化当来自以釜作炊器这一古老传统的鄂西、三峡地区，很可能是从路家河文化较早时期分化、迁徙而来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这说明至少在殷商时期汉水上游与川东乃至鄂西地区文化交流就已发生了，联系两地的文化通道由来已久。

罗家坝遗址位于四川宣汉县北的普光镇，在渠江的支流后河与中河汇合处的一级台地上，遗址面积50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巴文化遗址，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完整的巴文化堆积。从出土陶器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看，罗家坝陶器既与位于其北而同处于渠江水系的通江擂鼓寨、巴中月亮岩等遗址所出同类器相似，也与川东长江流域重庆忠县哨棚嘴一期、中坝遗址等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时与毗连川东北大巴山以北的汉水流域的陕西西乡李家村、何家湾、水东等遗址，也有相同的文化因素和传承关系，内涵上较为接近。其与时代稍晚的陕西城固宝山遗址也有一定的关系。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商周时期的巴国即殷墟卜辞所载“巴方”和《左传》所载“巴子国”，最初立国于汉水、大巴山之间。春秋战国之际，慑于楚国的锋芒，被迫放弃汉水上游故土，南下长江流域，转入渝东长江干流和四川盆地东部地区，重建统治。“按照巴国历史的发展，其疆域变化大体是：商周时代，据有汉中东部。春秋时代，向大巴山东缘发展。春秋末叶，举国南迁长江川、鄂之间。战国时代，进入川东，兼及与鄂、湘、黔相邻之地。”（段渝：《渝东长江干流青铜文化的几个问题——兼论渝东与川东渠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关系》，《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不过，在巴人离开汉水上游南迁后，仍有部分巴人居住在汉水流域一带。除城固宝山遗址外，考古学者在汉水流域及其支流水河两岸的城固单家嘴，西乡李家村、西乡何家湾、西乡水东及勉县杨寨等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巴文化遗存，应当就是这部分巴人的遗物。总之，商周以来，巴族长时间、远距离、大规模的流动迁徙，使得荔枝道的多途径产生发展有了相当充分的条件。

通过对陕南宝山遗存、西乡李家村遗存、川东宣汉罗家坝、忠县哨棚嘴一期遗存及路家河文化遗存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虽处于不同的自然区域，但文化内涵上却有相似性，充分说明了它们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直至商周、战国之时都有一定联系，揭示了后世所谓“荔枝道”对于这一时期交通活动的作用。但随着战国以降长江水路交通的畅通和川陕之间其他蜀道路线的开通，这条道路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渐为人们所忽视，而其上古时期即已开通而且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史实，也往往史载阙略，年久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