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下两河口来了一路红军
1933年9月，13岁的我和另外十多个小伙伴一起，参加了南江县下两河口区苏维埃游击大队，遂心遂愿地当成了一名苏区游击队的红小鬼。
那时，我们家里很穷。全家八口人，父母是佃户，上有兄长三个，姐姐两人，我排行最小，全靠租种地主家的二十多背薄地（能打二十多背粮食的土地）为生，缺吃少穿，家贫如洗，红苕煮包谷面搅团团就是好饭了。两个姐姐给别人当“抱女子”（童养媳），我给地主家放牛，每天要割两背牛草，还时常跟父母一起下地做活路。牛草最难割了，爬陡坎，钻刺笼，脚手和脸上划的光（尽是）口子，冒着血柱子，痛得火辣辣的，成天没伸展（过。
那年正月间，刚过了年，我们下两河口来了一路红军。他们戴着帽徽领章，身穿灰布衣裤，打着绑腿，背着长枪马刀，很神气，也很和气，见着穷苦人就满脸微笑打招呼，平时又歪又恶的发财人一见他们就蔫了。我羡慕得不行了，想去得很，又不敢开口去说。我三哥谢克攀当时就背着父母到红军队伍上去了，后来哥哥失踪了，南江县政府于1957年发给了失踪红军证明书。
要过小年那几天，几个红军到我家住的廖家坝、界牌山一带挨门串户，往穷苦人家跑，一会儿走这一户，一会儿又到另一家去。正好路过我放牛的山坡，有一人见着我问：“小鬼，到梁那边啷们（怎么）走？”我边指路边问：“你们做啥子？”他说：“招人当红军。”我说：“我也想当红军，行不行？”他们几个围着我间：“小鬼，你为啥想当红军呢？”我连连地说：“当红军不割牛草，手上不划口子。”红军们哈哈大笑说：“你太矮了，等长高了再来。”我恳求道：“我不小，都13岁了，我三哥也是红军。”“你真的太小了，还莫得枪高。”说完他们就走了。
到了七八月间，包谷都花壳了。一天，家里来了几个人，给我们家弄柴、挑水，还去坡上给我们薅草。听二哥谢克远说，这是区苏维埃干部下来优待红军家属，帮助代耕的。我又跑去说我要当红军，没想到，这次他们竞爽快地答应了，说我们要你，但需你爹妈同意了才行。我急忙到坡上去找父亲，没找着，就给二哥谢克远说。二哥那时已经结婚了，大概有二十几岁，他见家里穷得这个样子，就说：“要得，去嘛，去吃胖了就回来。”我说：“爹呢？他不让去，打我咋办？”二哥说：“不得，我晚上给他说说就行了。”我当即就跟区上那几个干部到下两河口街上报了到，正式参加了区苏游击大队。
二、当时我的身份是“红小鬼”，工作任务是“打杂”
当天晚上，我就住在老街那个戏楼上。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给我端来满满一碗白米干饭和一碗坨子肉，叫我快吃。我趴在桌子上一边吃一边想：“红军真的好，有精米饭吃，有肉吃。”他问我：“姓啥？”我说：“叫谢克新。”他说：“嗨，我们是一个姓，我也姓谢。”我一听，马上站起来，喊他“大爸”，想认个亲，二天好让他照顾我。他一摆手，说：“部队不讲这个，你喊我谢大队就行了。”具体他叫谢啥子，我现在都不晓得。
第二天，我与十多个年龄跟我差不多，穿戴也一样的男娃儿一起，集合在戏楼下的坝子里，说喊开会。谢大队给我们训话：“从今天起，你们大家就是苏维埃游击大队的士兵了！”他讲，这几天又招收了几十个新队员，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苏区形势越来越好，中国革命大有希望。还说，要组织更多的穷苦大众参加红军，到队伍上来，保卫苏维埃，保卫家乡，活捉刘湘，赤化全川。又说，大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不要乱跑，要多学习，多做事，搞好训练，提高武艺打敌人。讲了半天才喊解散。我想，这就是红军生活吧。
过了一段时间，队伍就忙起来了。白天训练，主要练出操、跑步、爬山、瞄准打枪，还教如何使用马刀、怎么穿军服、叠被盖等。晚上开会学习，讲革命的目的、部队的纪律，讲如何站岗放哨识别坏人，还教唱歌，学文化认字，一刻也没空闲过。大队里几十号人都不再搞农业生产了，他们白天下乡到村，发动群众斗地主富农，动员穷人参军扩充队伍，安排全区要道口的岗棚岗哨，查路票，还到下面去检查红军代耕、优待军属等事情。
谢大队更忙，他很晚才回区上来，一回来就到处安排事情，嗓门大，大家都听他的。有时，还来看我，摆一哈儿（一会儿）龙门阵。他对我说，你年龄小，就不下乡了，下面危险，就帮伙房煮饭，搞后勤。在伙房里，我每场都看见有乡、村苏维埃干部和农民群众送柴、米、面、菜，有时还送来活鸡、猪、羊，司务长都要过秤，说要给钱，不能白拿群众的财物。我爹妈、二哥他们也来街上看我，每次来红军都给他们舀上热饭热菜，叫他们吃了才回去。我妈见我很欢喜，真的长胖了，很高兴，一再叫我听谢大队的话，莫调皮捣蛋。
谢大队还叫我到廖家坝、钟溪口、神潭溪送了几次信，拿个矛子刀，学站岗放哨，盘查人员。当时我的身份是“红小鬼”“工作队员”“勤务兵”，工作任务是“打杂”，听大人指派。正是这些“杂事”，使我增长了很多见识，晓得了区苏维埃游击大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反动（派），支援前线红军打大仗，打胜仗，长大了还可以参加红军大部队，这更加坚定了我跟着红军，保卫苏区的信心。
三、谢大队叫我学当司号兵
在伙房工作和“打杂”一个多月后，谢大队叫我学当司号兵。一天，谢大队长和杨指导员把我叫去，当时在场的有十多人。谢大队手里拿着一个像唢呐子样的东西，说是军号，他就吹了起来，声音嘹亮，悠扬悦耳。吹了一阵后，他叫在场的十多个人每人都吹吹看，看谁吹得出响声，谁吹得好。
他们排序轮流地吹，有的脸胀得通红，腮帮子鼓个包也吹不响，有的吹出的声音像哭一样，轮到我吹，我好像没费劲就吹响了，还鸣哩哇啦、嘀嘀嗒嗒吹了几个拍子。大队长和指导员很高兴，把他们都解散了，让我一个人留了下来。他俩给我讲军号的用途，说这个比追击炮还管火；讲军号的功能，说比军长指挥的人还多；讲军号的威力，说比千万部队拼杀还要凶。在部队里特别是战场上，吹什么曲子什么调子，代表不同的信号命令，如进攻号、撤退号、冲锋号、停战号、起床号、息灯号、集合号等等，各有不同的吹奏法。吹错了，就不得了，关系到部队的生命和胜败，号兵责任大如天。谢大队说，从现在起，你就抓紧练习，学当司号兵。
从此，我的工作就是专门练习吹号。当时是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手拿军号好安逸，别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怕的是，万一吹错了要杀头，命都难保。我手拿军号，寸步不离，晚上搁在枕头上睡，吃饭时抱在怀里，上厕所也撇（挂）在胸口上。下两河口街头河边，有株几百年的大黄桷树，树荫遮天，下面凉快得很。我每早上天麻麻亮就起来了，站在树下练吹号，吹的曲子都是谢大队长和杨指导员口授和手把手地教，如何放手指，如何聚气，嘴巴噘成什么形状，他们先做样子，我照到学，一点也不敢马虎。有时就在那个黄桷树下学吹一整天，饭都忘了吃。学了两天后，谢大队长来考，让我吹了多种号音。他听后说，可以了。还说这娃儿学得还快，有法用了，叫我从明天起正式吹号。
第二天一早，谢大队叫我吹出操号。我一曲没吹完，游击大队一百多人都整装站到了操坝上。我一看，高兴得跳起来，心想，军号这家伙儿，还真能调得动部队，作用真大呀！我的军号吹得越来越好，用一条红绸子拴在号把上，成天跟在谢大队长、杨指导员身边，不离左右，那个自豪劲儿，你们都不晓得，就别提了。
四、我成了王贡山战斗胜利的有功人员
为反击刘湘“六路围攻”，红军大部队撤离两河口，到前线作战去了，地方反动势力更加猖獗，区乡苏维埃工作极其艰难。这年11月，下两河口的国民党团防头子廖峰武率反动武装四十多人，突袭了元潭乡红军部队和乡苏维埃政府，杀死乡游击队中队和留守红军多人，抢走枪支三十余条。廖峰武反动暴乱后，掳走大批粮食，连同枪支、人员，隐藏到了元潭乡王贡山的天洞子，继续为非作歹，祸害百姓，对抗我苏维埃政权。
对此，南江县苏维埃独立团和川陕省军区指挥部，果断命令时驻下两河口、元潭、神潭溪和化成、巴州等五个区的游击大队共上千人，火速赶赴王贡山集结，围困天洞子，剿灭廖峰武。我所在的下两河口游击大队，经廖家坝、界牌山、韩家塬及时到达了王贡山山顶。王贡山陡峻奇险，天洞子长约五十丈，内宽二十多米，易守难攻，加之敌人粮草充足，人数众多，武器较好，使这次战斗持续近一月之久。
苏维埃各部队主要采取围而不打、困而不撤的办法，在山头喊话，在岩下堆柴，用辣子面、叶子烟火烧烟熏，堵死三十多步石梯出口，断绝洞内水源，使敌人弹尽粮绝。我的任务主要是每天跟随谢大队和杨指导员，听从命令吹军号，有时吹进攻号发起冲锋，有时吹强攻号吓唬敌人。最后，团防的人纷纷投降了，只剩廖峰武藏匿洞内，被我游击队战士冲入洞内用矛子刀捅死了，割下头颅在两河口街上示众了二十多天，为元潭乡苏维埃牺牲的战友报了仇。因此，后来有人说王贡山战斗是我用军号吹胜了的，罪大恶极的团防头子廖峰武也是我的“军号给吹死了的”，我成了王贡山战斗胜利的有功人员。
（谢克新口述，2007年10月）
注释：谢克新，男，汉族，生于1920年2月，南江县下两镇人。1933年9月参加红军，游击队勤务员、司号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