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尧咨与《长乐亭记》

清德宗光绪二年（1876），巴州中在城乡二甲恩阳河新场，居民修建育才书院打地基时，无意中挖掘出一块石碑，发现碑面上有隐隐约约的字痕。出于好奇，施工人员擦拭掉碑上的泥土，用水洗去尘污，字痕便显露出来。在现场看热闹的人中，有识文断字的，发现石碑上的文字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阆中籍状元陈尧咨撰书的《长乐亭记》。作为出土文物，施工人员将石碑抬到当地文昌宫内收藏起来。光绪末年，巴州知州楼藜然看见石碑后，视为宝物，赞叹不已；宣统三年（1911），巴州知州张又栻嘱当地廪生李士德修造石龛，把石碑放入龛中保存。州内文人墨客也将其视为“石经”，年长日久，石碑虽然字迹残缺，但拓印者日多。

二

石碑的出土，证明了一个文献不载、鲜为人知的事情——大中祥符年间，恩阳新场曾有一个亭子，它的名字叫“长乐亭”。修建的育才书院院址就是当年长乐亭遗址。育才书院，即今恩阳中学（老校区）前身，换种说法，长乐亭遗址就在今恩阳中学老校区所在地。

大中祥符年间，为什么要在此地建一亭子？它的功用何在？

石碑上残留的文字表明，长乐亭非当地居民游览观光、休闲的亭子，而是驿亭，供米仓道上北来南往、西去东来的行人在此避风躲雨，驻足歇息。

为方便行人，主要是为方便君王的使者和官员走在路上能及时得到休息，自古以来，国家的主要道路沿线便设有若干亭馆，有人看管，备有粮柴。《周礼·大行人》《周礼·掌客》说天子境内沿途为诸侯前来朝聘准备粮食、马料，并且定量供应，所说具体条例并不可信，但行人在亭舍“打尖”的确是常事。《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使者）之往来，供其乏困，君亦无所害。”虽说，郑要充当秦东方道上的主人，但负责供应使者的资粮却是守亭馆者的任务，此为谦词。《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诸祭酒（五斗米教的正式成员）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此为民间自发设置的服务设施，其性质与功能与《周礼》所载类似。

大约秦汉之际，路上的馆舍就叫亭。刘熙《释名》：“亭者，停也，人所停集也。”所以亭是供行路之人停下来休息的地方。汉高祖刘邦年轻时就是泗水亭长。当时的亭，是否免费接待过往的信使和官员及有偿服务于商旅吃喝，笔者还未发现此类文献，不敢武断下结论。到了后来，亭有了长亭、短亭的区别，这里的长短不是指亭这个建筑物本身的体积，而是指设置亭里程的长短，也就是亭与亭之间的长短距离。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李白《菩萨蛮》：“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苏轼《送孔郎中赴陕郊》诗∶“十里长亭闻鼓角，一川秀色明花柳。”）与陈尧咨同时代的大词人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词中的“长亭”纯粹是行人歇脚的地方了。

米仓道南江段，至今还有个地名叫“桥亭”。可知它就是为行人提供歇足的地方。这样的驿亭，旧时的米仓道上不知有多少。

宋朝人旅行时歇息，一般选择路边的亭舍和树荫。路边的亭舍是行人小憩和躲避风雨的主要场所，在宋代颇为常见，这在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尤其如此。如当时两浙（浙东、浙西）衢州至江东信州之间的路上，就有许多建筑非常讲究的亭舍，故而“行者如织”，史称其“华堂逆旅，高屋盖道，憩车系马，不见雨晴”。而两浙杭州至江西吉州的一千七百里道路上，亦同样是“长亭短堠如画”。（以上引文见刘辰翁《须溪集》卷六《送人入燕序》）这种设在道路边的亭舍，即使在人烟稀少的岭南地区亦是如此。在大庾岭官道上，每隔数里便建有一个亭子“以憩客”。广西同样每隔二三十里路置一亭舍（王巩《闻见近录》）。

古人早就知道大路两旁应该植树。《国语·周语》：“列树以表道。”可见古代路边确实栽树。米仓道南江县沙河段，至今保留着大量的古柏，成为米仓道上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也是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