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州白号”白莲教失败的主要原因

巴中“巴州白号”义军同整个白莲教义军革命失败的原因大致一样，主要由于历史的阶级局限及其他主客观因素所导致。

1、巴州农民(白莲教)起义，是不堪清朝官吏压迫、灾荒饥馑，为生存挺而走险的一种无奈之举

“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毛泽东选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仅以宗教迷信的方式宣传、组织及武装群众，起初虽起着一定的作用，一旦革命形势发展到高涨时，就显示了一些散漫的农民革命所普遍不具备的“斗争策略和明确的政治纲领”。已经燃起革命烈火的义军首领，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斗争方略，没有统一的领导和夺取全国胜利的远大计划。所以不能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动广大群众，壮大革命队伍(一些已入义军的农民也只为了“当兵吃粮”)，深入持久的开展斗争和取得最后胜利。罗其清以世代老教倡导革命，起初发展比较顺利，如1798年，他们已第三次建立空前规模的大鹏山大本营，会集川襄各号义军数万时，都没有共商新的斗争策略和政治纲领，仍旧各自坚持阵地防御，当王聪儿等失败后，清军持续增援时，他的义军仍死守一隅，终致失败。

2、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性和贫民无产者的破坏性，表现于起义的整个过程

特别是各个起义队伍，都在政治上犯无政府思想和军事上的流寇主义错误。“各股迭发，不相统率，残破各处，不据城池”(《明清史讲义·三省白莲教》)。军队数十股，首领一百多，一直没有形成统一领导核心，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长期的“教同党异，各自为战”(蒋维明《川楚陕白莲教起义》)，除一些短暂或较长时间联合作战外，大多数一时间为流动作战，尤其是清政府在各地普遍推行“坚壁清野”政策时，各义军头领仍然没有根据敌我双方的势力消长、主被动地位、和劳逸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出相应的对策。因大批兵力不易解决指挥和给养问题，依旧盲目流动作战，反给敌人“逸兵待困贼”(孟森《明清史讲义·三省白莲教》）的战机，致使一义军在兵源、粮源、兵械及其他供应等关键上产生了更大困难;“全盛搏一隅”的失策，最终导致自已伏匿丛莽，被动挨打，在敌人多路重兵会哨排搜下，走上了失败之路。罗其清以世代老教的名义，发出了“兴汉灭满，官逼民反”的号召领导方山坪起义，其基本群众大多数为无地或失地的贫苦农民、小工商业者和咽噜(《明清史讲义》:“四川故有国民，盖金川之役，永保之父温福以大学士替师，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败殁于木果木，逃卒无归与悍民剽抗为生计，散处于川东北者，官捕之急，遂合于教”。故在起义之初，斗争形势蓬勃地发展。两克巴州若入无人之境，进据仪陇，数薄营山，均随得随弃。虽先后三次在巴州(今平昌)方山坪、仪陇孙家坪(亦作梁)、营山箕山建立大本营;两会襄、川各号义军，“大闹四川”“但虽同教，党各不同”(《圣武记·卷九》)，终未形成统一的核心。特别是箕山将被攻打的紧要关头，以冉文俦为首的各号义军，不顾大局的安危、不顾曾多次联合作战的情谊，为些小我，先后撤离“自寻战机”，使罗其清成为孤军，大本营成为清军的众矢之的，在白莲起义史上是仅有的一次。与罗其清同日起义，又同竖一旗的苟文明，虽在罗其清死后无所畏惧地再竖“巴州白号”旗帜转战各地，也多次联合各号义军或残部坚持抗清，但仍长期流动于川楚陕甘四省各州县，不仅无一可资休整和供应的立足之地，而且各自分散游击，始终形成不了强有的战斗力，致使自已终伏林等遭致灭亡。

3、清政府“清野”“招抚”政策，对“巴中白号”义军打击严重

“坚壁清野”之策，首见于1796年夏秋间，随州(今湖北随县)地主自发地筑寨垒山自保之举。然未推行，巴州则为四川最早施行此策的地区之一。1797年10月，罗其清、冉文俦两克巴州，知州常发祥迁州署于州西平梁城，“于是州属失望”，地主豪绅们为保全其身家、田园，“各倚寨、洞自固”，接着全州纷纷效仿，各就险要筑寨设卡难以计数。故义军活动时他们不仅“赖寨、洞自固”，“各保一方”(《巴州志·杂记》)，并有力地配合了官军，仗人地皆熟、情报准确而攻击义军。1798年3月，川督额勒登保经巴州追王三槐于阆、仪间，以巴州等地作法乃划成“坚壁清野”之策:令山民依山险筑寨屯粮，训团练乡勇自卫(《清史稿·勒保传》)。直至1799年6月，以川省卓有成效，清廷乃颁行“尽可照办”，次年底各州县始“堡寨林立”。巴州除境内的乡勇外，1797年初“方山坪”起义时，除保宁知府李杭在当地招募了大量乡勇，并率通江、南江的地方武装为攻击主力外，还有达州地主武举李遇春自费募集的武装由前巴州州判刘清率领，自达州向东进攻方山坪，其势均远大于官军，以后又陆续发展，到1798年已达两三万之多。他们积极配合清军，堵截、偷袭、围攻起义军，护解粮饷。如1797年6月，文生王汝诏率二十七卡团勇，堵截襄阳义军于杀牛坪使之不能西进;8月攻下方山坪，擒杀襄阳义军龚怀仁。直至清军在平梁城、宝峰山、巾子山、韩家洞，俱设粮台，均由义勇分段防护。罗其清自营山败回，沿途饱吃乡勇的苦头。凡义军回州境活动，即为乡勇所困;攻下寨卡，多为乡勇解救。“苟文明、鲜大川先后围攻通江马家寨，王汝诏率九寨团勇解救之”。鲜大川“紧围楼台、巾子等寨，知州田文煦护粮平梁城，乡勇驰往救之”。七月，大川在仪陇(今平昌属)篙枝洞为义勇大败，使苟文明竟不得不“哭墓而去”，被迫出外，不敢在故乡停留。此外由乡勇起家的罗思举、桂涵等人，不但先后截击追杀王三槐、阮子隆、龙绍周等，还曾分别围攻过大鹏山、伏击过方山坪和搜捕过南山老林，都给义军以严重打击，还解救了已被冉天元基本困死的德楞泰等。事实说明清朝政府大量启用乡团义勇追剿白莲教，实际起到了比官军镇压还要大的作用。

其次，白莲教义军头领没有认清“青天”刘清的本来面目。致其以“素谐民望”的招牌，率乡勇轮番在达、巴等州县进攻义军，“且战且抚”软硬兼施，竟“人乐为用，‘贼’遇辄避”(《清史稿·刘清传》)，除先后擒杀苟文通、苟文耀、李彬、辛文、李世玉、王相义等股义军外，并“招降”义军三万余人。单在通江、巴州一带即达二万数千人。特别是多次劝降罗其清未果，嗣即阴谋诱降其他头目。如鲜大川拒降，即先诱降大川养父鲜文芳，使鲜大川惨死于自已人之手，还使苟文明被迫离乡，获“巴州‘匪’遂灭”的“一箭三雕”成果。这样的骗子用这样的办法从内部爆炸“义军堡垒”，对巴州地区的白莲教各号打击是极其严重而又残酷的。

此外，由大盗而乡勇的罗思举、桂涵等，均得其提举为官，使其效忠于满清王朝，作了“宁为官而不为‘贼’的榜样”。如额勒登保所奏称:“刘清带领壮勇数百人，于通江、巴州一带剿抚兼施……百姓既听其指使，‘贼’队糜不信从，办理各事，实心实力，不辞劳瘁，沟属川北地方官中最为出力之员”(《清史稿·刘清传》)。由此刘清被摧升司道等官的业绩和军功，都是巴州等地广大贫苦人民的鲜血和白骨垒积起来的。清政府施之“以民治民”的狠毒政策也是义军失败的一大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