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县板桥口（镇）乡人物——反抗十元半的领头人杨明灯

杨明灯，号封城，板桥口乡大铜钱村柏树脚人。1872年(壬申)年2月2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由于家境贫寒，少年时代的杨明灯是一个放牛娃，稍长就是一个小短工，从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性极聪颖，善于辩论，刚直耿介，胆略超人，好打抱不平，深得乡民的拥戴。

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板桥口乡也成了所谓“防区”。为了满足巨大的军费开支和奢侈的生活，官府尽量加重人民的负担，无止境地摊派捐款，增加税额，并限期交纳，否则拴打吊押，变卖家产，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特别是民国七年盘踞在通南巴盼靖国军郑启和命各县年筹军饷30万元，并强迫农民广种鸦片，规定了不论贫富，不论种不种鸦片，每户必须交特别捐十元半，即使住窝棚石岩，也算一户人家，以后每年更是有增无减。

杨明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对几个密友说： “看他些狗日的歪，老子总要收拾他们。”经过秘密商量，他决定先把督办抓起来，把督办办事处的牌子砸了再说。1922年10月的一天夜晚，月黑风高。杨明灯带领柏树脚、犁头坪等地精壮农民100多人，他们有的拿火枪，有的拿马刀棍棒，夜行60多里赶到青峪口，将督办办事处的招牌，门窗桌凳等物统统砸烂，放走因欠款被关押的10多个农民，督办刘定川事先得信逃脱。

杨明灯预料事情还没有结束，官府一定会来找麻烦的，到时候少不了被抓被杀，还不如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举起义旗造反。他东奔西忙公开联络，把柏树脚、犁头坪、鱼池梁对溪坝、三溪口、火地坡等处的四五百名青壮年群合起来，宣布起义。他说： “官府太刮毒了，老子们反他娘的，一不交钱二不交粮，看他些狗日的咋办!他些龟儿子要敢动武，老子们就先要了他们的脑壳。只要叔伯弟兄们不三心二意，不怕狼怕虎的，我们这么多人还整不过那几个猴猴儿才怪。”一席话说得大家直点头，当即决定竖起一面黄色旗帜，上书“官逼民反”四个黑色大字，左下侧写着“摊款不均”四个小字。决定旗帜由杨明灯保管，打仗集合时才拿出来。并推举杨明灯为元帅，同时在杨明灯屋边的大青杠树上挂个大木梆，集合对敲梆为号。大家对天盟誓，决心同心协力共抗官府，杨明灯当即把参加起义的人员按所在地域编为六个排，每排指定一个人当排长。大家平时在家务农生产，有事时以木梆声为号，到柏树脚集合待命。每个排自制一只牛角号，每排人到齐后就吹号报告，一时号声此呼彼应：声威十分雄壮：另外每人自备刀矛火枪等武器随身携带。

1923年，各种款项名目更多，款额更大，追收得也特别紧。板桥口六大地共需交纳银币2万多元。还有地方费，催款委员招待费、旅差费在外。催收款项时，动辙就是催款委员坐滑杆带队，十个八个公安局丁、团丁尾随其后，来个坐地催收。一行人如狼似虎，对欠款人实行拴打吊押，先拿出催收人员的“草鞋钱”才能松绑下吊，然后再说交正费。没钱交正费，就要卖田地房屋猪羊等，有的甚至被逼着典老婆；弄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同年冬，县上派来何委员圾督办王梓蔚到板桥团务处催款。杨明灯知道这一消息时，决定先擒这两个人，逼他们答应减款。深冬的一个夜晚，杨明灯率100多人分两路包围了板桥团务处。他们点响火枪，撞开房门，一时枪声震耳喊声动地，保驾的局丁团丁吓得忘了手中的枪，有的朝屋旮旯里藏，有的从楼上往河坝里跳，当即跌死三人。何王二人从虚楼下面滑到河坝企图逃走，还没跑多远就被擒。杨明灯在督办王梓蔚的腿肚子上杀了一刀说：
“你狗日的会跑，我把你脚肚子豁了抓把盐胙起”王督办吓得跪在地上叩头求饶。杨明灯说： “他两个炭火烤热了，把他们的衣服脱下吹个风。"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何，王二人的衣服扒掉只留衬衫，五花大绑地捆起押上焦城寨。板桥团务处派人飞报县团防局。

第二天板桥团务处会同县上的一位官员，同去焦城寨找杨明灯调停讲和。王、何表示愿给柏树脚所在的大地减款800元，明灯不同意，要求整个板桥团务处辖区，按人平减款，今后不得增加，调停人无奈，只得同王何二人共同在协议上签字画押，王、何才得以释放。王、何回到县上说：板桥山后有土匪，大白天公开持枪抢人为乱。于是县上请求靖国军调了两个连的军队配合地方民团进剿柏树脚，一路从板桥，一路从今南江瓦池．两路夹击杨明灯义军。敌人来势凶猛，装备精良，而义军则只有少量火枪和刀矛利器。杨明灯见寡不敌众。为了不使队伍受不必要的损失，他命令未曾暴露的人安心在家，不许出面，自己带领60多名亲随转移到新潮南郑一带活动，后不知所终。

杨明灯率众揭竿起义，英勇地反抗官府苛捐杂税的壮举，在板桥人民同反动当局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