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锡谷与《（道光）巴州志》

朱锡谷，字菽原，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道光十一年（1831）四月代理巴州知州。

明清两代对正式任命的官员称“正授”。凡官员出缺或离任，由其他官员暂时代理职务的称“署理”或“署”。朱锡谷署巴州，原因是上一任代理巴州知州薛济清调离，当时朱锡谷在绥定府渠县（今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任知县已五年。因薛济清去任，上司以保宁府巴州“地大难理”，命其“摄其篆”，代理巴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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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锡谷治渠县五载，政修人和，民怀吏畏。到了与渠县界连、相邻的巴州，又有何政绩呢？这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在巴州短短半年多时间里，朱锡谷致力于文化建设。在金堂（今成都市金堂县）举人、幕僚陈一津［陈一津，字卯生，曾参与修撰《（嘉庆）金堂县志》。朱锡谷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金堂为官时结识陈。此后，陈从朱宦游多年］协助下，编纂了《巴州志》。该志保存了道光十三年（1833）以前古巴州两千多年大量翔实的史料，篇目清晰，文词严谨，记叙简要，格调典雅，与同时代保宁府其他州、县志比较，堪称名志。

唐宋以降，新任地方官都要先找当地方志阅读，以助“资治”（辅佐统治）。清人编《吏治悬镜》一书，讲到清朝地方官走马上任时，要奉行三十二条“初规”，其中第三条就是“览志书”，以便了解当地山川地理、租赋轻重等，作为决定治理方针的参考。朱锡谷权莅巴州，旧州志荡然无存，唯有州人谢一鸣、文尚雅编撰的《巴州志稿》（又名《巴州志略》）写本。《巴州志稿》是嘉庆年间为省志局重修《四川通志》提供的地方素材。朱锡谷看完留在州署的写本，感受是“芜杂舛漏，殊无足观”。（《巴州志·自序》）此时，四川总督府又催收各州、县新修的志书，巴州就只有《巴州志稿》写本。修新志时间仓促，根本来不及，无法完成省上交办的任务，朱锡谷心里十分惭愧。“念不及今修辑，将愈久而益就湮也。”（《巴州志·自序》）他决心另起炉灶，重新修志。

巴州有志，始于南宋巴州教授刘甲编撰的《清化志》。厥后，元人李钧（亦为教授）撰辑《清化续志》。这两种地方志由于年代久远，早已失佚。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知县成斌主持编撰《巴县志》（洪武九年降巴州为巴县，故名《巴县志》）；嘉靖十三年（1534）前，官府又修《巴州志》，均未能流传下来。明清两代，地方志大多是官修。修成后，向上级报送几部，稿本或书板就藏在府、州、县衙，平时鼠咬虫蛀，潮湿霉烂，不时遭受水火之灾。一旦发生社会动乱或战争，府、州、县衙便首当其冲，本地方志失传是情理之中的事。至清道光年间，巴州仍无专乘。

历代中央政府为了准确、及时掌握地方情况，常常下达行政命令，要求各地编写新志。天下太平时，一般隔几十年重修一次；在灾荒或战争引起的社会大变动后，重修志书的要求就尤为迫切。有清一代，是地方志发展的最高峰。自河南巡抚贾汉复以明《（嘉靖）河南通志》为基础，于顺治十八年（1661）主持修成《（顺治）河南通志》五十卷，且率领河南八郡二州九十五县陆续完成志书，奏响了清代大规模修志的序曲。康熙十一年（1672），清政府决定编纂《大清一统志》，命各省纂修通志上报翰林院，并将《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作为范本。康熙二十二年（1683），礼部又奉旨督催，一时，各省纷纷设立志局，修志蔚然成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各省普遍修了通志。各地修志也由地方长官主持，志书修成后由地方长官作序，既可以算作一种政绩，得到上司嘉许，又可以扬名后世，自然竞相从事，唯恐落后。当时，一个地方有没有志书，是关乎本地声誉的大事——没有志书，常常会被人视为“陋邦”或蛮荒之地，可见修志已成为一个地区文化发达的标志。清朝的皇帝不仅对修志的组织、进度抓得紧，而且对志书的内容和质量往往也亲自过问。对志书修得又好又快的，可以考虑提拔升官；反之，就要受到或轻或重的处分。

大规模修志，只有由政府组织才办得到。用行政力量网罗人才，提供经费，提供利用官府文书档案的便利，才能提高志书质量。参与修志的，也应该是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清人张恕说：“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鄞县志序》）官修地方志由于得到政府支持，更可以利用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官方文件档案，充分调动更多人力资源开展实地调查。到巴州时间短，人生地不熟。修新志，谈何容易？为此，州署成立志书编纂委员会，朱锡谷任编委会主任。仍聘《巴州志稿》编撰者之一的谢一鸣在州境采访，收集素材；幕僚陈一津纂稿，自己揽总。凡收集素材的人员、经费及编务等一切与修志相关的事，朱锡谷亲自过问、亲自解决。每天下班后，“篝灯命笔，翻阅载籍，检寻文案，钩稽参考，互相往复，漏数下不休。”（《巴州志·自序》）真正是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地工作。“陈君又健游，荒岩古刹，残碑断碣，搜剔殆尽，故所得为多。如是者，数阅月，草创粗就。”（《巴州志·自序》）发凡起例，朱锡谷率编委会一班人，一鼓作气，几个月便完成了志书初稿，效率之高，实属少见。这完全取决于他雷厉风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为使志书尽量规范化、重要内容不遗漏，从明代起，朝廷就制订了《纂修志书凡例》。永乐十年（1412）最初颁布时是十七条，永乐十六年（1418）修订成二十一条。它列出了志书应该包括的二十一项内容，如建制沿革、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物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寺观、古迹、人物、诗文等，对每一项内容必须记载什么、如何记载，都作了明确规定。这是由中央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个修志条例，明代许多志书都参照它设置类目，清代沿袭。《巴州志》体例概莫能外，其卷首依次是序、凡例、地图，卷一为“地理”、卷二卷三为“建置”、卷四为“田赋”、卷五为“职官”、卷六为“选举”、卷七为“士女”、卷八卷九为“艺文”、卷十为“杂纪”，分列八门，编为十卷。

道光十一年（1831）冬，朱锡谷接到调令——任成都县（今成都市）知县。“橐稿以去省垣，公事旁午，竟不获一展视。”（《巴州志·自序》）离开巴州时，朱锡谷带走了志书手稿。由于公事繁忙，平时翻阅一下手稿的时间都没有。直至谢一鸣写信问及新志稿的事，他一时竟不知如何答复。

道光十二年（1832）十月，朱锡谷又从成都知县任上调泸州任知州（泸州为直隶州，朱锡谷升了——由从五品升为正五品），志书手稿又跟着他辗转到川南。至泸州两个月后，公元1833年，也就是道光十三年春天来临。此时，政务稍简，朱锡谷终于偷闲了，仍在幕僚陈一津的协助下，厘正、修改手稿，开始刻板印行《巴州志》。

修志是由地方长官主持，聘请有才学的人担任编纂，并由政府提供各种物质保障。后来习惯将主持修志的地方长官称为“修”者，将实际编纂的人称为“纂”者。对朱锡谷来说，他既是《巴州志》的“修”者，也是“纂”者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修纂”者。该志首席采访者（资料收集人）当属谢一鸣，同时，编纂《（道光）巴州志》（即新修志）仍是以谢一鸣、文尚雅合撰的《巴州志稿》为蓝本。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记住这两个巴州文人在文化建设上的贡献。

谢一鸣，号八愚，嘉庆己卯（1819）举人，今平昌县土兴乡华山院人（时属巴州。1940年代末始置平昌县）。《（民国）巴中县志·文学》记载他“性伉爽，好读书，为文胎息大家，不落凡近。前朱菽原纂州志，志稿多出其手。所著‘接印台’‘凌云塔’二记，碑刻犹存”。平昌县张公乡巨家湾巨从贤墓碑上至今保留着他题写的对联。

文尚雅，字二亭，岁贡（明清两代，从府、州、县学中选送资深的廪生升国子监学习，有定额）。《（民国）巴中县志·文学》记载他“少勤学，著有《巴州志略》，朱菽原修州志藉以成书。外有《易象详注》十卷、《巴州方言》八卷、《碧渊集》六卷，上之学使，家无存稿。阆中王庶常、寅亮弟兄皆出其门。寿九十六终，后裔皆世其业。州绅廖纶题曰：‘雍伯能仙缘种石，伏生多寿为传经’”。与谢一鸣合撰的《巴州志略》，上起夏禹，下断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孤本今存四川大学图书馆。

参与新志素材收集的州人（由谢一鸣邀请）还有举人文元瑞，贡生李宜培，廪生张复旦、冉选科、杨凤鸣等。他们将搜集的素材送至谢一鸣，谢归类再抄报州署送到朱锡谷手中，供修纂新志时遴选。另外，州监生周吉皓给陈一津当向导，一同游历州境内的岩壑，寻古探幽，为志书修纂提供了有益线索；志书中所有地图均出自州人陈三品之手。

文元瑞，道光戊子（1828）举人。《（民国）巴中县志·文学》记载他“研精经学，家居教授。著有《经解》若干卷待梓。其子弟藏之，多获隽者”。

张复旦，字纬先，号二梧山人，岁贡。《（民国）巴中县志·文学》记载他“少好《易》，通奇门、勾股。从提督张必禄幕，上平夷十二策、条陈六说。咸丰初，举孝廉方正。著《龙山诗草》”。

李宜培、冉选科、杨凤鸣、周吉皓、陈三品生平不详。

我们应该一并记住他们的名字。

新志在泸州刻印前，谢一鸣作一序，揄扬朱锡谷。朱锡谷谦虚，言自己愧莫克当，不敢附于志，故新志无谢序。

在成都知县任上，朱锡谷曾将志稿示四川分巡成龙绵茂（成都府、龙安府、绵州、茂州）兵备道（于各省重要地方设整饬兵备的道员，为分巡道的一种，职责为分理军务、监察官兵，并可直接参与作战行动）道员（道台）李宗传（字孝曾，安徽桐城人，嘉庆三年举人。征叛夷有功，迁湖北布政使。尝从姚鼐游），并嘱为序。李宗传在道光十二年（1832）夏天作的序中如此评价《巴州志》及朱锡谷：“菽原识高学博，蕴椟古今。是编也缕析条分，了如指掌。其体例凡八：首地理，慎封守也；次建置，昭制度也；次田赋，谨征徭也；次职官，重司牧也；次选举，扬才俊也；次士女，表钟毓也；次艺文，攡芳藻也；终以杂纪，核名实，广见闻也。取材群籍，驳辨精严，补省府志之舛漏……今菽原一涖斯土，而政修时和，民怀吏畏，如在渠时。又以其余闲，征文考献，纂录周详……”

同年夏天，华阳（今属成都市区）知县高学濂（字希之，安徽无为人。能诗，工各体书，著《益州书画录续编》）亦为之序：“吾友朱君菽原，以康济之才，历宰繁要，所到有声。权巴州，不数月，政通人和，乃征文考献，勒为成书，绘图立说，精核详明，关隘险阻，了如指掌。推其心，不独求一时之治安，直欲以容保无疆者垂诸奕世……至其体例之谨严、辩论之确凿，‘三长’兼擅，则固有目所共赏。读是书者，可想见所蕴矣。”明人范嵩说：“修史要有‘三长’，修志同样缺一不可。”（《重修建宁府志序》）“三长”指才、学、识，此为唐人刘知几对史学人才提出的要求，《巴州志》的修纂者无疑也做到了“三长”。

章学诚说：“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也。”（《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巴州志》的修纂方法及思路，从学术层面来说，属于“地里派”，重考据，厚古薄今，不甚重视反映当代（道光朝）社会的实际情况。这大约是受了洪吉亮“一方之志，沿革最要”（《跋新修庐州府志后寄张太守祥云》）、“贵因袭而不贵创新，信载籍而不信传闻”（《泾县志序》）的影响。当时，“地理派”的考据书写形式是官方支持和提倡的，在学术界站有主导地位。由于修纂者所处历史时代的局限性，以及信息不对称、史籍不齐全，搜访素材多来自乡民耳食口传，以讹传讹，沿讹袭谬，缺乏权威的文献支撑和文物实证，加之短短几月草创，时间仓促，考证欠详，于文字书写与史实甄别、取舍方面，有不少错、漏、疑、误之处，有待正误、补缺。一百六十余年后，巴中县（今巴州区）组织力量，对该志整理校勘，重新印行《巴州志校注》。古为今用，该志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舆地碑记目》引唐贞元元年（785）韦曾《严将军庙记》，言严颜庙在巴州城西门；宋人宗泽《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记载巴州城内有忠义庙，祭祀严颜和张飞，以上文献均未言严颜有墓在州城。州城西门外严颜墓及碑乃明崇祯十五年（1642）州牧业可绪建立。至陆成本任巴州知州时，已破败不堪。道光九年（1829），陆成本在墓前建殿，刻大石像祀之，撰碑记，题匾、联。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朱锡谷又补刻墓碑，立于严公祠前殿右侧。

朱锡谷又在州城附近的南龛第六龛外龛左下壁（位于云屏石上）阴文竖刻题记：

道光十一年辛卯孟夏，余奉檄权典巴州。幸逢雨旸时若，秋稼丰登，闾井恬静。听治之余，慨志乘之阙如，念文献之无徵，爰为莞罗掌故，裒辑遗佚。暇日游南龛，访光福寺，寻古云间阁、麓阴亭旧址，犹仿佛可想见，遂泛览唐宋摩崖，若严武、史俊、张垓、赵公硕诸贤题咏，皆俨然完好。其为风雨剥蚀及镜凿毁敷断泐不完者，更复不少，殊深惋惜。因留数语以贻同志相与保护之也。时仲冬乙酉望后四日长至。权州守侯官朱锡谷菽原记。同游者，归安吴庚吉尚之、吴溶树滋，金堂陈一津卯生、华阳杨今昕宜山，州人周吉皓明川，闽人朱启泰镜岩、甘壁玉峰，弟锡纯有叙、侄敬铭新甫，男秉熊士璜、秉夔士球伺行。

“题记”的主旨是嘱托巴州志趣相投者及有识之士保护南龛的名胜古迹。做完此事，他离开巴州，赴成都知县任。离开巴州时，他撰《告巴州士庶联》：“凭此衷一秉虚公，不近利，不好名，勤勤恳恳，但求无愧所知，不负所学；愿斯民共存直道，莫吝财，莫滋讼，浑浑朴朴，庶得各安其业，各遂其生。”上联表明自己在巴州任上宣化承流、勤政清廉，下联告诫巴州百姓安分守己、安居乐业。

除修纂《巴州志》外，朱锡谷公余还创作了大量诗歌，辑为《怡山馆诗钞》。巴州名士胡尚德赞誉朱锡谷诗才、政才时，在诗中写道：“蔷露松烟写性情，陇云燕月纪行程。只因曾吸西江水，涤得诗肠澈底清。”（《读朱菽原》之一）“咄咄风尘叹异才，儒生仙吏不须猜。刚穿华岳寻诗出，又向巴江学字来。”（《读朱菽原》之二）

胡尚德，号笑山。《（民国）巴中县志·文学》记载他“人品高尚，不计生产，不干权贵，喜与名士交游。居近江，饶花木风趣在栗里竹林间。妻检衣，子奉膳，怡然也。家有楼广储图书，饮酒读书其中，兴所致，赋诗抚琴，不与尘俗事。怡养性情，老无苦患。卒前一日，以诗谢亲友，翛然逝。著有《姑存诗草》。其友吴太史镇为之裒集，廖观察纶付诸手民，并题签”。

朱锡谷还补注（补充他人注释之不足）了《蜀水考》一书。

《蜀水考》是一部记述研究四川河流渊源、地势沿革、民俗变迁的历史地理学著作，由朱锡谷的同乡陈登龙撰。陈登龙，字寿朋，号秋坪，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历任四川天全州知州，青神、雅安等地知县，摄理塘同知，迁建昌府（今西昌）同知。因在四川为官多年，陈登龙有感于蜀水“不穷其源，无以析其委；不征乎古，无以信乎今”，同时旧载“往往混淆，记载莫辨”，于是“综全蜀之水，以岷江为经，众水为纬”（以上引文出自朱锡谷《序》）考订而撰写。约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后经朱锡谷和陈一津补注、分疏（对“注”的再解释，即注释的“注”），使之更趋完整。该书今有巴蜀书社1985年4月出版的影印本行世。

一生在多个地方做过父母官的朱锡谷，既是文人，也是学者、藏书家。一生薪俸所入，悉购古书，收藏甚夥，室名“怡山馆”。致仕后，广为搜书，大力刻书，嘉惠出版界。刘德城、刘煦赞编撰的《福建图书馆事业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9月）附录“福建省主要藏书家”中专门介绍了他藏书、刻书的事，值得一读。

（作者：周书浩 来自《巴中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