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伟章(任炜章)

我父亲出身于一个家境清贫的私热老师家庭〔祖父任登瀛一直在私塾仁教，家中略有薄田，主要靠祖母任杨氏经营。我在家乡时，听老一辈族人讲，祖父是父亲的启蒙老师。父亲小时候聪明好学，但不是那种所谓“安分守己”、只求功名读死书的书呆子，他性格刚强，富有斗争性，爱在小伙伴中打抱不平，大家也尊他为领头人。后来，他进入南部县高等小学读书时，又与一批正派热血青年李载溥、张逸民(以后这两人成为共产党员也被张国焘杀害)等为友，并受到他们进步思想的影响。父亲就是这样的性格和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长大，给他以后立身社会，热爱真理、扶贫济穷、厌限邪恶、弃黑暗投光明，最终参加伟大的中国革命，奠定厂思想基础。

父亲曾进沪州讲武堂，刻苦习武，成绩优异，毕业后参加杨森部队.作战身先十卒，精明骁勇，发挥了他的指挥才能。军阀为了扩大地盘，巩固统治，也需有才能的人来带兵打仗，父亲因此受到节节提升，直任到旅长兼渠县县长。我小时候曾听到些有威望的长辈夸他:“杰老二(父亲又名仟秉杰，排行老二)是凭自己的真本领当的官，不是那些裙带官可比。”母亲也曾对我说，父亲在渠县当官时，专门惩治那些豪强霸道的土豪劣绅，从不敲诈平民百姓，爱结交一些正派有为的青年学生，也搭救一些被国民党诬陷为“匪”的青年(实际上是一些反对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

一天晚上，一位开明士绅抬了很多银圆到我家中，给父亲跪下，要求搭救他那被国民党诬陷为“匪”即将处死的独生子。父亲将他扶起说:“我知道你的儿子不是匪，你一也不是为富不仁的人。人要给你搭救，银圆我一个也不要。”后来此人被救出。

父亲对那些只会残害平民百姓，搜刮钱财的上司，从不阿谀奉承，有时还要顶撞一下。母亲说她为他的这些行动曾担了不少的心。他回南部县乡下老家时，一些豪绅来拜见，他都是很冷淡地对待;而对族中一些贫困的族人，他却十分热情，多少都要接济他们一点钱。在他杳无音信后(也就是被张国焘杀害后)的若干年，每年春节我由南部县城回乡看望祖母，一些贫苦年老的族人，碰上我就要流着眼泪说:“这是杰老二留下的骨血，老天真莫眼，这样好的人会没有下落”。

父亲只有兄弟二人，虽系一母所生，但性格、德行极为不同。父亲的性格正直刚强，重义轻财;而老大任受益(又名任秉谦)，为人既狠毒，又贪婪守财。父亲知他在家有时借胞弟在外当官的幌子搜刮民财，曾警告他:“再如此行事就要对不起。”因人生观不同，兄弟二人矛盾较深，父亲起义后到南江，伯父就登报和他脱离兄弟关系。

父亲是一位热爱真理，视钱财如粪土的人。因为他不按照上司的意图去欺压百姓，搜刮钱财，故不能讨得上司的欢心。但因他有才干又深得部下的拥戴，上司还不敢公开把他怎样，只能暗地拿小鞋穿，克扣他所属部队的粮饷。为了维持士兵的生活，之亲常将他私人钱财拿出来供作军用。他从渠县把部队带到南江这段时间，国民党完全断绝了他的供给。据母亲说，父亲的部队到达西充县的西禅寺时，曾写信给家中，要把他在家中应得的那份财产(兄弟二人未分家)拿出来供养士兵，但贪财如命的伯父打着要供养祖母的幌子，硬是分文不给。有祖母在世，父亲不便把他怎样，只得叫母亲把私房钱及首饰等拿出来。父亲走后，我和母亲一直住在南部县城，因无多的积蓄，又遭国民党的抄家，伯父经济上又不供我们母女，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父亲是十分钟爱我们母女的，但他为追求正义事业，还是忍痛离开了我们。据母亲说，父亲临走时曾对她说:“我到通、南、巴去拿下立足之地后，就来接你们。”因此呼亲经常叨念着:“他会回来来接走我们的。”直到她死之前仍然盼望着我那受人尊敬的父亲，谁知他却已被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杀害。

父亲离开时，我年龄尚小，还不懂人事。但以后听母亲及族人摆谈到他的一些情况和事迹，他为追求真理和正义，不惜骨肉分离，抛弃了高官厚禄和优裕的生活，率部起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并为伟大的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是十分高尚雄伟的。“四人帮”横行时，一些想靠造反起家往上爬的人，诬蔑我是“反动军阀的狗崽子”。歧视我倒没有什么，但颠倒黑白，诬蔑我父亲，我是十分痛心难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父亲的冤案得到了彻底昭雪。老一辈革命家徐向前、余洪远等同志在报上发表革命回忆录和文章时，都提到了我父亲的事迹。

（任伟章女儿任芬余 1983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