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是张献忠剿四川引起的吗？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陕西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的农民，于崇祯三年（1630年），率领米脂18寨农民起义，自称“八大王”，因身长面黄，人称“黄虎”，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率领的农民军杀贪官污吏，诛土豪劣绅，所到之处，农民欢迎。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他十分痛恨，给他造了不少坏輿论，说什么“八大王”剿四川见人就杀，杀得鸡犬不留。张献忠为什么要剿四川？据说是因为张献忠儿时曾随父贩枣至四川内江，把驴子拴在一绅士的坊侧，粪尿污了石柱，绅士命仆人鞭打张献忠的父亲，张献忠怒目不敢争抗，临走时发誓说：“将来我再来时，要把尔等杀尽，方泄我恨。”又说，张献忠起义后，带兵从湖北进入四川时，在川、鄂边交界处的碚石扎营，第二天他在两省交界的地方大便，先在四川境内扯草揩擦，正好抓着藿麻（即荨麻草——带毒刺的蝎子草，又名蛤蟆草），手背臀部都被刺痛。他又伸手到湖北境内扯草，但草并不刺手。张献忠就问湖北人，为什么四川的草刺人？回答说，这草叫藿麻。张献忠顿时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说：“四川人真厉害，连草都这么凶！我就从这里杀起。”还谣传张献忠是“天煞星”下凡，并编出童谣唱道：“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使瘟疫在后头，”还有的说，张献忠好杀人，因为他有“神经病”。

实事求是说，张献忠入川确实杀了一些人，杀的多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军和反对起义军的人，但四川人口剧减，绝不是张献忠人川杀少了的，不能归咎于张献忠的农民起义。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长期的大规模战乱达数十年，张献忠亲率起义军两次入蜀先后只是5年短暂时间，而战乱最长的则是清军、地方武装对起义军的围剿和张献忠部反围剿的拉锯战；继而是南明军与清军的战争，以及南明军将领内部之间的相互争夺厮杀；其后是吴三桂反清，叛军与清军在四川的拉锯战，又称“三藩之战”。这些战乱，持续30余年，反反复复，四川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那样：（《（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引自《张献忠屠蜀辨》）。

张献忠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从湖北谷城经陕西安康（兴安、平利）率军由渔渡溪第一次攻入四川，用“以走制胜”的战术拖垮敌人。但在太平即今万源县玛瑙山与明军左良玉相战而败，牺牲3500多人，3月，官军贺人龙、李国奇部又大败张献忠，起义军又牺牲1300多人。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率部转战川北、川东在开县击破明军后入湖北。第一次人川在川东北部分地方活动仅两年时间。清世祖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1644年～1646年）约3年时间，张献忠第二次攻人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1646年8月，被官军逐出成都，赶到川北，是年11月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豪格部突袭，张献忠不幸中箭牺牲。张献忠这两次人川只有5年时间，他根本不可能亲率其部把四川杀得鸡犬不留。

1923年成书的《清代通史》所述：“献忠性嗜杀，屠戮之残，亘古无闻……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人迹殆尽。”可谓是离奇的夸大。明朝万历六年（1518年），四川人口仅310万，全国人口也才6069万，张献忠人川时，四川人口也不过三四百万，怎么能杀出6亿多人来？真是弥天大谎。

那么屠杀四川人民的主要凶手究竟是谁？一是张献忠牺牲后，四川大部分地区为明军占有，他们变本加厉镇压农民起义，其内部互相攻伐，争权夺利，扩充地盘，拥兵自重，给四川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清初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说得具体：“（残明书军）闻贼北去，相与倡言恢复……日以挞粮为名，日出抢掠，其难更酷于贼……每得一人，绑刺炮烙，必得财物而后已……故民虽免于）9刃，而死于拷掠者十常八九也……粮罄尽……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

再是张献忠牺牲后，清军一方面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与明军交锋，斗争十分残酷．《东华录》顺治七载，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突袭张献忠，“斩首数万计”；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清军将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去，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在保宁“擒斩（王）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圩。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占领大部分四川。

还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派王屏藩攻入四川，对四川的破坏也大。-据《艳濒囊》卷五《王屏藩扰乱川陕》一文记：“所在地方，劫掠财贿，有不从者，即诬以罪，倾其身……广（元）、南（江）、通（江）、巴（州）、太平（万源）诸州县，宏（指王屏藩的北路将军谭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

以上三段时间，满人与汉人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汉人与汉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四川人民被大量杀戮。加之在这段时间里，四川天灾、瘟疫严重。《蜀碧》卷四记，顺治五年（1648年），四川“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又据新修《苍溪县志，大事记》载，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大半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特重。顺治四年（1647年），“饥饿频仍，苍溪似洪荒之世。次年，又连遭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据一些地方传，当时四川一些地方还遭虎灾。川南泸州，岸上有数十虎鱼贯而行。富顺县境内，“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在荣县，张懋尝主仆8人至荣县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8人之中，5人葬身虎口。川北的南充县“群虎自山中出……”刘石溪在《蜀龟鉴》中述：郸I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引自王纲《清代四川史》）。由此不难看出，战乱、天灾、瘟疫，是四川人丁剧减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