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楚的文化关系

以古代文化区而论，在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依次分布着蜀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它们以长江为依托，同时向大江南北作辐射发展，北与黄河文化、南与滇文化和岭南文化交错衔接而相互影响、激荡、融合，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的大规模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同流异源的巴蜀文化

人们通常把四川盆地从古到今的文化通称为“巴蜀文化”。事实上，在战国时期以前，巴与蜀的文化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而分别是巴文化和蜀文化。

所谓巴文化，是指先秦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族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总和。巴文化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第一，大量使用巴蜀符号，多刻铸在青铜器和印章上；第二，巫鬼文化异常发达，以至在川东鄂西尤其在三峡地区形成一个颇引人注目的巫文化圈；第三，乐舞发达，人民能歌善舞，其青铜乐器以錞于为重器；第四，崇拜白虎（廪君蛮）与畏惧白虎（板楯蛮）的信仰共生、交织；第五，土风敦厚，天性劲勇；第六，丰富而源远流长的女神崇拜文化传统，这是渝东鄂西之间巴文化中最富浪漫色彩的精神文化内核。

蜀文化是指古蜀族和蜀地各族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总和。夏商之际鱼凫氏战胜蚕丛氏和柏濩氏而融合了蚕丛、柏濩两族，形成了古蜀族。以古蜀族为主体而形成的古蜀文化，其基本人文特征是：重祭祀，重形象思维，工艺发达，喜音乐，君子精敏，小人鬼黠……

将巴文化和蜀文化这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族别非一的古代文化统称为巴蜀文化，首先导源于一种地理单元观念，即它们在地域上是紧相毗邻的，二者在频繁的和与战中得以充分交流、互动以至部分整合。其次导源于二者经济区的大体划一，民风、民俗的大体相近，拉近了二者的距离。最重要的是，战国时期巴文化区和蜀文化区通行共同的文字——巴蜀文字，加强了二者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在上述因素以及其他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与蜀文化在诸多层面最终达到融合，形成了大体整合的巴蜀文化。

应当指出，巴蜀文化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在这种主体文化以内没有任何差别。例如，《华阳国志·巴志》就正确地指出“巴有将，蜀有相”，精辟地点出了巴文化与蜀文化的重要差别。而在四川盆地巴蜀文化区内外还存在若干具有特点的亚文化。

二、共生互融的巴楚文化

巴楚文化，主要是指在原为巴地后为楚地的地域范围内，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共生与互融，表现为一种半巴半楚或亦巴亦楚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巴楚文化主要是在这个地域内的民族民俗文化，其形成期不早于战国中叶（公元前361年）。从这个角度看，巴楚文化似又可以视为楚国统治下吸纳了大量楚文化因素的巴文化。

从考古学上看，巴式器物和楚式器物仍可清楚区分。所以，巴楚文化不是考古学概念，而是民族学和地域文化概念，具体而言，巴楚文化的主体实为巴地各个族群，即《华阳国志·巴志》所载巴国之属“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以及《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引《世本》所记载的廪君蛮。

巴楚文化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巫鬼崇拜；第二，干栏式建筑，即吊脚楼；第三，道家哲学思想；第四，性格敦厚，天性劲勇；第五，踏歌、跳丧及其他许多民俗文化因素（多源于古老的巴地各族，秦汉以后又成为巴楚文化区各族共同的民俗）；第六，神女传说。

巴楚文化的形成有着特定历史条件和原因，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巴、楚之间长期的边际文化接触与交流；其次是楚国占领巴国故地后所引起的物质文化的涵化；再次是巴、楚之间风格和精神文化的互融，这是巴楚文化得以形成的最深刻、最深层次的原因。

三、同源异流的蜀楚文化

史称楚祖祝融出自帝颛顼一系，《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楚之同姓屈原《离骚》开宗明义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蜀人的先祖同样与帝颛顼有关，《大戴礼记·帝系》和《史记·五帝本纪》均载：“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历史文献说明，蜀与楚具有同源的亲缘关系。

蜀人自古僻处西南，岷江流域是其根源所在。楚人则是从黄河流域迁到长江流域，是从中原文化圈中分化出来的一支，西周时代才世居南土。因此，两者后来所发展出来的文化差别颇大，无论反映在文献还是考古发掘资料上，这都清晰可辨。

尽管如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同帝颛顼有关的绝大多数远古族系，在夏商时代就相继衰亡灭绝了，所剩两支，均在长江流域，这就是蜀与楚。蜀在长江上游，居江水之源；楚在长江中游，居南国之中。蜀文化和楚文化对于中国古史系统的构筑产生了巨大作用。以南方系统为中心的《山海经》，看来就是以蜀、楚雄踞长江流域的历史为根据写成的。《世本》、《帝系》等中原古史所传的黄帝后裔两系，其中昌意、颛顼一系的后裔中，就有蜀、楚两支在长江流域发展壮大，使得中国文明初期的南北文化既具多元性，又具统一性，十分确切地说明了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

（作者：段渝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川师大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