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巴中的烟毒

民国4年(1915年)5月，广安巨匪郑启和乘巴中城防队官李挽澜等率团防参加讨伐袁世凯，巴中城防空虚之机，带领渠江土匪抢劫恩阳河，将各商铺财物抢光，并“拉肥”(绑架勒索之意)200余人，限期交钱取人，后有20余人无力赎取被杀。

1918年，郑启和被靖国军第7师总司令颜德基委任为纵队长，驻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在三县强迫农民种植罂粟，滥收鸦片烟捐税。到民国8年(1919年)，巴中、通江、南江一带成为鸦片烟产区。直到民国25年(1936年)，种植罂粟都很盛行。许多外商带来金银财帛到巴中、通江、南江一带收购鸦片往外出售，郑启和借以大收鸦片烟捐税。民国9年(1920年)6月，郑启和被四川陆军第22师43旅旅长潘文华打败而逃离巴中。

就在郑启和大收鸦片烟捐税、老百姓不堪负重时，南江“八神仙”、“川陕红灯教”首领岳文富发动人民抗烟捐，反对所谓“十元半”。当时，巴中、南江等地有一首痛斥郑启和，歌颂岳文富的顺口溜:

“郑匪”原在广安县，

窜扰通江和巴南，

每户派款“十元半”，

百姓声声哭苍天。

南江县的松林观，

出了一个“八神仙”，

带领人民几十万，

齐心除掉“十元半”。

原来郑启和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种植罂粟是为了搜刮民膏，要每户年交十元半银元的烟捐。当时每个银元可买200多斤稻谷，交足十个银元，就要出售2000来斤稻补，中产

之家尚有困难，何况广大的贫苦农民呢?官逼民反，“红灯教”大反“十元半”的斗争如火如茶地爆发了。

1918年5月，岳文富率“神兵”在南江起事，提出了“行道替天，打倒十元半”的响亮口号，捉杀了郑启和派到乡下的收款委员20多人。由此，使郑启和十分惊慌，派锐旅到南江剿灭“红灯教”。开初，“红灯教”缺乏斗争经验，武器也差，只有刀矛。在战斗中，岳文富被捕遇害。

郑启和以为杀了“红灯教”首领，就把反对“十元半”的群众斗争镇压了下去，哪知巴中、通江的“红灯教”徒，提出了“决打倒十元半，为死难师傅报仇”的战斗口号，一齐起事，在各地专杀横行乡里的收款委员和狠毒的巨富200多人，贫苦农民皆大欢喜。

郑启和的准部没在巴中，拥有重兵，剿灭“红灯教”时，巴中的“神兵”陆续集结到通江空山坝、朱家坝、平溪坝，建立了大本营，采取小队出击的办法，使郑启和的“灭神队”处处扑空。直到1920年初，郑启和全军出动，使用各种枪炮，才将“神兵”打垮。最后一支“神兵”，在转移巴中的花溪、清江、曾口、鼎山途中遭到围剿而失败。

“红灯教”反暴的斗争虽被镇压下去，但郑启和的“十元半”被反掉，人民群众不曾忘记“八神仙”。

还有平昌岳家寺的农民工开元、冯伯玉、何大义等于1919年冬聚众义举，号召群众开展“抗烟捐”斗争。在全乡人民一致响应和大力支持下，立即将驻乡的四个督征员驱逐出境。但因告密，巴中的县长火速派胡稽查官前往岳家寺查办。趁逢场天将岳家寺场包围，然后将团总向汗青绑架游街示众，同时将王开元、冯伯玉两人抓获。当时何大义趁未认清本人之际，趁机往川心店逃到河边一刘姓家里，藏在猪圈坑下黑角处。结果累及胞兄何大礼被捕。捕后对他们三人严刑拷打，要他们说出“造反人”姓名，但每次都遭到回骂和拒绝。胡稽查官恼羞成怒，三天后逢场天，以“抗拒国税”为由，将他们三人绑赴刑场，用大刀砍头在临刑前游街示众时，他们三人还高呼“打倒军阀!”“反对特别

捐!”的口号。当时在场群众无不义愤填膺，泪流满面。并将陪杀场的团总向汗青罚款2000大洋，收入监狱，直到后来潘文华军阀占领江口后才获释放。

在巴中同样如此。不少吸食烟毒者，毒入膏肓，萎靡不振，骨瘦如柴，不吸难受，有的家庭为吸食鸦片烟毒，弄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在巴中一带，民间有文人给吸食鸦片者作了一副对联:

深抽深吸，成仙升天;越裹越紧，讨口下场。

抽吸鸦片，要点着灯，将鸦片裹成丸粒(泡子)插入烟管在灯火上烧吸，丸粒(泡子)裹得越紧越好烧吸。所以这副对联的意思是，深深地抽、深深地吸，把烟雾吞下，成了神仙一样，飘飘然如上青天;鸦片丸粒(泡子)越裹越紧密，有如把吸食烟的人裹得紧紧的一样(烟瘾忌不掉)，结果弄得当乞丐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