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通江涪阳坝的抗捐斗争

南江抗捐斗争波及通江平溪。1932 年 9月下旬。平溪板桥柏树脚里（现板桥乡七村五组）杨明登组织农民一百多人，持火枪、矛子、斧头、扁担，到青峪鹿子坝刘定川家，捉拿催收捐款“督办”王梓蔚。刘家住精选队三十多人。农民与精选队交锋，打死精选队李新田，打伤数人，缴获步枪三枝，抓住了王梓蔚（受重伤），大地主刘定川畏罪潜逃。

农民获胜，退住焦城（板桥写字岩背后）。慑于农民强大威力的王梓蔚：受审中，态度好，表示愿意减少捐款，当场释放。刘定川组织武装力量攻打焦城，杨明登带领这支农民队伍潜入深山老林。

通江与南江边界相连，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总是互相支援，共同促进的。刘定川组织武装力量镇压板桥农民运动，这一消息传到南江，激起了南江人民的愤恨，组织六百人，由孙玉书带队到了陈家坝。陈家坝的抗捐斗争出现了高潮，团正陈旭明迫于形势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抗捐事宜。

陈家坝出产桐油、茶叶、五倍子，尤以产银耳出名，有“银子窝窝”之称。捐税也特别重。陈家坝富绅除七户王姓外，就是陈利生，人们称为“银耳大王”。富绅占势力，捐税落不到头上，吃亏的就是穷苦农民。他们很少生产银耳，而一次比一次重的捐税却落在他们头上。这就出现了向两极分化的现象：穷的更穷，富的更富，穷的穷得舀水不上锅，富的富得银水淌。

民国八年，郑启和驻防巴中。陈家坝的捐款一次就是一万多元。团正何奇文提出，五分之一的捐款由七户王姓及陈利生负、担，五分之四摊派给群众。本来这一提议是合理的，却遭到七户王姓反对。王申甫为县参议长，对何不满，派人将他暗杀。处于饥寒交迫的穷苦农民，被捐款逼得走投无路。听到南江人民抗捐的消息，自然是喜如雀跃。孙玉书带的抗捐队伍到了陈家坝，就如干柴堆上放了一把火，风一吹就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