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知县李蕃的百态人生

作者：赵光明

李蕃是清初巴中市通江县“三李”中的大李①。李蕃生于1621年，卒于1694年，终年73岁。李蕃身处乱世，完整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动荡与变乱，但处变不惊，遇荣不昏。不论在野，还是为官，都能坚持以民为本的人生与价值追求，从而为自己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另外，不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遭人构陷，都能安然处之，笔耕不缀，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李蕃一生大概有这样几个阶段:幼年丧母，母爱残缺;壮值流离，举业曲折;鞠躬尽瘁，遭人弹射;身之所履，忧患殆半。

一、少失母爱，壮流离

身处乱世的李蕃，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首先，李蕃是幸运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633到1645年，通江至少经历了八次战乱，政权的反复更迭与杀戮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灾难“崇祯末年蜀寇猖撅，吾通大遭屠戮，吾宗之存者寥寥。其在九浴溪，大龙山惟先君及不肖蕃父子两人流落汉、洋间。顺治己丑先君先归，庚寅寻求族人，同六世祖者尚有二人。同五世祖者，尚有一人。追甲午冬十月，小寇突犯，而同五世祖之一人又催变矣。”[1]这表明，到1654年，李氏一族自六世祖以下，除李蕃父子外，仅存一人;五世祖以下，仅李蕃一脉单传。用李蕃之父李能白的话说是“人民蹂蹭殆尽’，‘权存千百砖什一”。[3]在这么动荡的情况下，李蕃父子居然躲过了战乱。就此一点，己经够幸运的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家虽屡遭变故，却不改其重视教育的门风。据李蕃之父李能白回忆称:“忆吾儿未能言时，先严以风云天人口年数字指示之，越数日，问以某字，即能指某字数，数日亦复如是。先严呼予嘱曰:“此儿必大吾宗族者，天肯延我余年，得教之。以观其成愿也。”’又‘至吾儿四岁，即教之识字，念书即无遗忘。甫数月，先严疾愈剧。永诀曰:“我一生历疾苦，始尽一秀才也讨不做，吾死矣。吾目不冥，我在泉下魂当不散，时时盼着你读书教子。’’”在祖父的殷切希望下，李家生计虽然艰难，但在科举方面屡有斩获。“天启元年，(李能白)补弟子员”;“崇祯戊寅，(李能白)叼補凛饩”。[2]父亲的激励与严格要求，使得李蕃自小有幸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教育训练，这对他后来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李蕃来说，最幸运的当属顺治十四年丁酉，他高中举人。这在封建社会绝对是一件光耀门楣的事。在这么一个动荡的时代，中得举人不但是李蕃个人的荣耀更是李氏家族的荣耀。这也为彻底改变李氏家族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李蕃也是不幸的。说他不幸，是因为他一生曲折相随，命运多舛[chuǎn]。首先，幼年丧母，母爱残缺。少年时代的李蕃，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慢慢成长。“公生颖异，七岁母郭孺人见背。起居饮食惟祖母冯孺人是依。授以章句悉成诵不忘，能白公异之，携就馆讲肆。明年试为文，其老成，长者曾自谓弗如也。”但是母爱的缺失，也导致了他性格的倔强、刚直，追求正义与公平，却缺少温润圆通。因此，在他未中举时，已被人预言，将不为官场所容。“先生发卷时相诫曰:‘观子落笔恣肆，偪似眉山，异日应以文名天下。但相貌瑰奇，性必傲突，当官将不为人所容。’”［3］220

其次，壮值流离，举业曲折。随着年龄的增长，李蕃在学业方面更加努力。“国初，狼狈归里时，伤残之后，井里萧条弥望皆长林荒草，家素贫，青氊(即毡)旧物散去殆尽，止藉芋栗以自给，而公力学不少休。”由于长期积累，李蕃逐渐在举业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二十一岁时，李蕃成诸生。同时，李蕃的才华也逐渐显露。“弱冠补博士弟子员，试輙高等。”［3］228“试輙冠同列……每岁试，郡邑得佳卷，必以题下具，取公文与较优劣……尝与御史郝公言:‘我试全蜀得三李生，不负此行矣。’”［3］220而李蕃即此三李生之一。

但李蕃的举业之路并不顺利。明末清初，四川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乱，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自崇祯六年癸酉，流贼入川，至十七年甲申，人民蹂躏殆尽。加以张逆破蜀称制。建号大西，改元大顺。屠戮焚劫，莫此为甚。”［3］为躲避战乱，顺治三年李蕃父子曾逃到汉中、安康一带。“丙戊蜀大乱，时冯孺人已弃世，随侍能白公避汉洋，数遇贼几死。”［3］220又“我父子应门无人，仆从亡去，不能力耕，不肯聚众，不肯俯首豪强。乃远入秦地，幸同胞具跟予父子，以管识之章句，得以文字取契，於大方萍梗之踪迹，幸苟延。然不归故乡，恨也”。这一逃就是五年，直到1651年，李蕃才得以返家。这已经是顺治八年了。但这时的四川并不稳定。“迨甲午(1654)冬十月，小寇突犯，而同五世祖之一人又罹变矣。蕃随侍先君，零丁孤苦有堪言者。”［1］可以说，李蕃的青年时期异常孤苦。这期间，李蕃也曾参加科举。但最终还是因为战乱而致他与举业失之交臂。“方公癸巳之入闱也，适滇中告警，远近喧豗，公以能白公为念，即弃去，不卒事。后陈公检落卷见公前场获首荐，以后场摒，心讶。及闻其故，乃叹曰:‘李生不惟文高，抑且行。至吾前日所以知生者犹浅也。’”［3］220，221直到顺治十四年，李蕃得以中举，从而彻底改换门庭。中举之后，他的道路依然不平坦。中举当年，李蕃父亲去世。父亲是他惟一的亲人。为此，他非常伤心，“哀毁几至灭性”，［3］221也因此错过了戊戌年的会试。辛丑参加会试又落第而归。后来李蕃放弃在举业上的努力，转而寻求仕途发展。至庚戌得以铨授登州黄县令。②

二、鞠躬尽瘁，为百姓

经历了幼年的丧母之痛和青年的动荡飘零，李蕃深知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艰辛。因此，进入仕途后，他怀着满腔热情，为改善百姓的生计而积极奔走。李蕃就任黄县知县时，黄县相当艰难。由于战争的创伤、服役的繁重和水寒灾害的频繁爆发。使得黄县民众多陷入绝境，因此百姓逃亡非常严重。“背井乡而流亡者相继”，“稽查烟火，逃亡过半。如小杜庄、韩战庄、唐家埠等社逃者十之九。如逢曲上庄、东黄水、北梧桐等社逃者十之六七。如文基屯、马停、治基等社逃者十之五。其余逃者十之二三。”［4］336，397－398“值连岁大旱，民耕资之绝，流冗载道”。［3］221针对黄县极为贫穷的情况，李蕃积极扭转局势。

(一)孜孜以求减轻负担

为减轻百姓负担，他推行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革除为上任官员送礼的陋习。“县故有里长见面陋规，公莅任即除去”。［3］221“初下车，里社循旧例厚醵金以献，公严斥之。其例遂剗”，［5］45“甫下车，恻然念之。问疾苦、破积习，事无问为创，为因一，以谋野便民为主”。［4］337

其次，安流民，均赋役。由于徭役不公，导致百姓“轻去其乡”。李蕃“将一丁五亩之恶革去”。且“示招抚，给牛种，予布粟”，从而使百姓“稍定”。［4］399由于徭役过重，且承担不均，导致中下丁尤其艰难。康熙十一年，李蕃借奉文审编之机，查实人户地亩实情后，销毁浮户之籍，从而使得百姓尤其是中下丁的负担得以根本减轻。“察其赤贫者去之，逃亡者去之，年老者换之。即有增益，亦不忍尽民力也。如人有五子止增一丁，至下中之丁，不问顶替，尽行减去”。［4］400“及审编衣简老穉、逃亡，悉销其籍”，“浮户之累以清，复以户丁姓名开明出示，俾里蠧社奸鱼肉贫弱者不得肆，斯徭均而国赋足。弊清而民力苏矣”。［4］337－338李蕃通过革除空粮等措施，使得黄县赋役得以均衡，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底层百姓的负担。

第三，减轻徭役。黄县徭役沉重，登州府只有黄县和福山产木材，“公家兴作，必取办于黄”。［4］12“上司采取岁以为常，重之以转运夫役，民大困”，“老者转于沟壑，而壮者散之四方”，成为黄县人民一大“累”。为减轻百姓负担，李蕃多次上疏，力请“他邑转运”，终于“罢两邑夫役”，［6］372从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第四，积极赈灾。黄县多灾，地震、水灾、旱灾、虫灾、风灾不断。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李蕃很费了一番脑力。最初，李蕃向上级申请蠲赈，但是效果不好。“初请蠲赈，报请委勘。其费至浮于所蠲。”［3］221因此，李蕃决定代输赈灾。“吾前力请始得一行，所费所蠲数不相偿，尔民共悉。今但仍去岁蠲数，吾为尔代输如何?”代输使得李蕃大获人心。“民欢呼稽首曰:‘诚如是，更复何求?’”从此，“黄民沾实惠，而又无借事纷扰者，以公连岁代输之力也”。为此，李蕃甚至卖掉家中良田。为了更好地赈灾，李蕃又开始提前储备。“(公)然虑难为继，设法储备，岁全活亡算，去之日，犹积麦数百斛，粟数百钟”。［5］45

尽管这样，仍然不能让他满意。“仓谷有限，赈弗徧也”，如何才能更好地赈灾安民呢?这是李蕃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战乱刚刚过去，公共设施匮乏且破坏严重。为更好地赈灾，李蕃开始以工代赈。如康熙十年对县衙进行修葺。重修二堂、三堂、书房、厨房、内书房及两厢房等。康熙十一年，重修黄县四城门及门楼，浚池濠。重修(典史宅)二堂、住房、厨房、耳房、书房。同年，重修演武场正厅、屏墙、门楼，创建文昌帝君祠等。康熙十二年，修整学校，“重修尊经阁”，并捐俸重修戟门，建岣嵝碑亭，并将所刻《大禹岣嵝碑》立于亭内。［4］57－61

通过以工代赈，既修建了必要的行政和公共设施，又解决了部分人的就业与生计，起到了一举两得的作用。“木植砖石，民得市质以资生，而工作力役赖以存活者数千家。”［4］396“惩自缢而多所全沽，为百姓造不尽之福”。［3］338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工程“不强破民间一钱而亦不借度於官帑”，“触目兴怀，毅然蠲吉而创建之。捐金庀材，不费民间一锱珠”。［4］338－346这表明，这些工程并未增加百姓的负担。营建所需资金主要是募捐，或者自己捐俸而来。

第五，李蕃积极解决黄县人民的水冲沙压之苦。据同治《黄县志》载:“时黄民最苦丁、役及水冲沙压、空粮。蕃审核、公慎丁、徭，无累，复将冲压之田丈量亩数，诈背豁免，里民至今赖之。”［7］438－439“(蕃)多所兴举，时民苦丁徭空粮，乃审覈。公慎，丁徭无累。复将水冲沙压之田详请豁免，民甚赖之。”［8］277这表明李蕃解决水冲沙压措施的影响深远。直到李蕃去职两百年以后，当地百姓仍受益。

通过这些努力，李蕃的赈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逃亡的百姓逐渐回归，黄县经济很快得到回复和增长。顺治初年，黄县人口为17518丁。李蕃到任两年后，黄县的人口18226丁，超过了顺治初年的水平。［4］126－127

(二)积极处理积压案

对于听讼李蕃一直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听断词讼，明有曲直，虚心无欲，揆之以理”。［3］222“听讼不凭两造，必理遣情恕，动其天良”，“抑或事涉犹疑，即单骑履民间，博采舆论，使穷乡野老皆得见而言情”。［4］338即听讼时，不偏听偏信，不主观臆断，要全面调查并掌握实情原委。同时，李蕃主张谨慎对待下属意见，不轻听轻信。“惟左右吏胥，或为无因之冷语，或作切肤之危言，旁引曲喻，惑人耳目。稍不加察，将为所愚”。至于断讼则既要避免急躁，又要避免延误。“至于听决，躁妄固多，误事延缓亦易滋弊”。［3］222

对于罪犯，李蕃主张分类对待。“如遇桀骜横民、卖法奸吏理应穷治。所虑无知之辈，出干犯之言，或供御失宜，或应答偶觸，我颜行致令皮飞肉绽。于阶下谁非人子，能无恻然?惟于盛怒时平气静思，则宽宥必多矣”。［3］222这表明李蕃对那些桀骜横民、卖法奸吏较为严厉，对于那些一般百姓的偶然犯错则比较宽容。

即使是那些关押在监的罪犯，李蕃也仍然给予一定保护，不让狱吏任意伤害他们。“负罪者琅铛在禁。公夜必数起密查圜扉，虽暑寒不稍懈怠。狱吏畏蕺，不敢犯毫发”。［5］45正是由于他审慎、公正而又严厉，故断刑狱迅捷，且听断之人莫有不心服者。“公敏于吏治，不假宾佐。案牍山积，弹指立办。曾于朝时办五十余事，各厌服而去;虽被鞭罚，无出怨言者。”“黄之案牍甚□，公决断如流，尝判五十余，而朝食，讼廷翕然称神明”。［3］222－236

(三)闲暇之余振教育

李蕃深知教育是改变社会底层之人命运的最好途径。因此，李蕃在公事闲暇之余积极发展教育。除了整修学校、文庙和重新审核学田租金外，李蕃还亲自为生童讲授文艺。“当其令黄也，簿书之暇，即课诸子文艺。”［5］46在他的指导下，黄县教育有了较大发展。

对于教育，他承袭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对于那些因家庭贫穷而不能完成学业者，他积极给予资助。“姜其垓……以贫废业，应里役。一日至堂下，公异之，给以膏火，命复之学”。［5］46

此外，李蕃还不遗余力表扬节义。为此，他连续为殉节之妇林氏撰文。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节义观已经不合时宜，但在当时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之后，他提倡节义、教化人心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遭人弹射，他无悔

李蕃走上了仕途之路。他希望能以自己的能力，为百姓鞠躬尽瘁。为了不增加百姓负担，他甚至愿意舍弃晋升的机会。“会筹饷颇急，所在司牧多援恳荒例晋秩。实加穷民，藉径通显，或以劝公。公喟然:‘巧宦者为之，吾不忍累吾民。’”［5］45－46

然而，就性格上来讲，他就是一个闯入官场的怪物。关于这点，史料记载颇多:“能独摅己见，不随人俯仰”，［9］9“性耿介，孤行其意，不喜脂韦随俗，虽遇宪司亦然。符牒征求，属有不便，坚执不应”。［3］222在唯上是从的封建社会中，一般情况下，“独摅己见”、“不随人俯仰”、“性耿介”、“孤行其意”、“坚执不应”等，其中任何一点都是得不到上级赏识的。“与人坦然不设城府，狙诈当前接以诚”则极易遭人构陷。“用法平恕。包苴屏绝，请托不行”。［3］221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环境里，则不会受到同僚和下级欢迎。由于性格过于刚毅，缺乏圆通，这使得他与官场格格不入。因此，虽然他也曾上到上司的赞扬，“其治为山左最”;但更多的人则“明知其廉而嫉其直。往往阳为好，阴构伤之，而公不知也”［3］221

尽管李蕃为官谨慎，诚惶诚恐，“履冰履尾”，“惶然起谢用”，“朝之所接，夜必忆之。私之所念，公必忆之。盖依备吾牲之弦韦，云而未已也”，［4］341但还是无法避免遭人构陷弹射的命运。康熙十八年，黄县一夫妻因婚外情遭人杀害，李蕃据实上报。上官却向李蕃索贿，并威胁“许应索，乃如报”。［3］221但这遭到李蕃拒绝。“终以上官指使为必不可阿，墨倅要索为必不可顺。”［3］228最终，上官怒，乃捏造案情将李蕃下狱。后判榆关守城。两年以后，蕃被释，但无资归家，又侨居芜湖三年，直到康熙二十三年才由李钟壁、李钟峨兄弟将其接回老家。

回到家乡后，李蕃专注于整理以前留下的诗文。通过大约十年的努力，李蕃整理出了一共18卷、约300多篇诗文。后来他将自己的部分诗文以父所创《雪鸿堂文集》之名结集，再后来此名被李钟璧、李钟峨袭用，作为李氏家乘之名而流传至今。此外，李蕃还单独或与其子多次编修家乡或为官之处的地方志，为当今人们研究清代地方史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

从个人仕途来讲，李蕃被诬落职是不幸的，而且一度给他的家人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李蕃仕途以略带感伤的悲剧落幕，也是他的性格与那个时代官场潜规则冲突的历史必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李蕃仍然是幸运的。他的付出最终还是获得了回报———百姓的爱戴。当他被捕之时，“黄民扶老携稚，约期郊送”。即使后来郡守临时改期提前起解，仍然“泣而送者尚满万”。后来当他被收入宛平监狱时，也依然“候伺者日数十辈泣绕寰门外;且有贿入狱，为鼓扇至夜分者，令感为纾木牒”，［3］221“百姓哭送数十里”。［10］152历史也还给了他应有的公道。如在李蕃去职两百年后的(同治)《黄县志》载:“(蕃)廉平豈弟，和易近人，兼工词令，在任十年，多所兴举。……又尝修城垣，葺孔庙，整衙署，建文昌阎考课生童，表扬节义，蒸髦土而劝力穑，行乡引而重高年，凡所兴举，皆本经术以为怡。纂修县志，旁搜远绍，发潜闻幽四十年，就湮之迹，厘然举备。”［7］438－439此评价可谓中肯恰当。此外，其它地方对于李蕃都是正面的评价。“(蕃)廉平豈弟，和易近人，在任十年，重修县志，多所兴举;［8］277“(蕃)居官九载，有惠政，独不取火耗。黄县苦丁，徭役为累……蕃悉釐革，人尤德之”;［11］228“(蕃)令黄九载，循声卓迹不胜书”。

注释:

①清初通江“三李”是指李蕃、李钟壁、李钟峨父子三人。此三人虽均为中低级官吏，然政声颇佳，且均共诗善文，著述颇丰，为当时川东北文化名人。

②黄县即今山东龙口市。

参考文献:

［1］李蕃.诺水河李氏族谱记略序［G］//李高.咸丰李氏家谱.

［2］李能白.续家谱序［G］//李高.咸丰李氏家谱.

［3］锡檀.通江县志［G］//傅振伦.中国地方志集成.成都:巴蜀书社，1992.

［4］李蕃.黄县志(康熙)［G］//郝瑞平.清代孤本方志选.北京:线装书局，2001.

［5］李桓.国朝耆献类征［M］.北京:中国书店，1984.

［6］李蕃.雪鸿堂文集［G］//季羡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济南:齐鲁书社，2001.

［7］尹继美.黄县志(同治)［G］//傅振伦.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8］方汝翼.登州府志(光绪)［G］//傅振伦.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9］张邦升.锦里新编［M］.成都:巴蜀书社，1984.

［10］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11］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