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民间故事：刘裕聪打京案

同治初，通江知县娄诗徵，性贪，喜人拍马屁。一次到平溪坝视察民情，大摆其“大老爷”的架子。到了平溪坝，要地方乡绅击堂鼓，为他鸣锣开道。平溪坝为偏僻地方，交通闭塞，文化教育落后，街上无鼓。示意以关帝庙鼓作堂鼓，为他捧场。廪（lǐn）生刘垂麟对摆架子、闹官派的人一向鄙薄。他说:“关帝庙鼓乃武圣帝君战鼓，诗徽不过一知县，有什么资格动用圣人的战鼓?”刘垂麟在地方上有咸信，办事公道，为人正直，乡民对他甚为尊重。他不同意借用关帝庙鼓作堂鼓，大家也就议论纷纷。因此，大扫了娄诗徵威风，从此，埋下了祸根。

兰大舜带领几万农民起义军围攻汉中。平溪、碑坝一带，防务紧急。同治五年娄诗徵到平溪巡察防务。恰在这时，受地方群众推荐，刘垂麟负责催收军粮。娄诗徵以为打击报服的机会到了。要刘在一个晚上备办军米三十石(相当于现在三万斤)。那时乡间以石碾碾米，一次不过一百斤。要在一个晚上很出这样多的米，需牛就要几百头。一时哪能找这样多的牛，又哪有这样多的石碾?再说稻谷要从群众中摊派，一时又怎么能集中?知道娄诗徵与他为准，刘垂麟便说:“边远山区，乡民住居分散，这样大的任务，一个晚上恐怕不能办到，娄诗徵说:“防务紧急，片刻难缓，办不到也得办到。”刘垂麟说.“办不到，也要办，那不是有意为难”。娄诗徵斩钉截铁地说:“兵无粮而自散，不照期完成，就以军法论罪。”刘垂麟再也仰制不住心头的愤怒，说:“我知道娄大人的用意，醉翁之意不在酒，明明办不到的，也叫……”不许刘说完，娄就将手一扬说;“不许哆嗦，限期完成”没有完成三十石米的任务，第二天，娄诗徵以“阻挠军粮”为借口，与巡捕吴洪亮、统领刘鹤龄串通，下令递捕刘垂麟，并与总兵谢洪章、知州张兆兰勾结，捏造供词，上报四川总督府，请求判处死刑。

那时川西、川南的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而川北与陕南的农民起义又风起云涌。才从闽浙总督调任四川总督的吴棠对农民起义伯得要死，恨得要命，一见“阻挠军粮”的疏奏就气愤已极，不作调查了解，竟下达了“红案”(即准于处死的回文)。同治七年正月十四日，刘垂麟遭杀。

这件事引起全县绅士的不满，支持刘垂麟的儿子刘裕聪到成都告状。刘裕聪以“捏凛冤杀”控告通江知县娄诗徵。正当省上岁考，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学生罢考，闹得总督吴棠焦头烂额，收不了场。一事未了，又来了控告知县的刘裕聪。吴棠以为通南巴三县的人专会闹事，将此案驳回。

一不做二不休的刘裕聪，到北京控告娄诗徵。同治八年四月初九日，御批:“此案着交吴棠督同臬[niè]司亲提人证卷宗，严讯确情，按律定拟具奏报告，照律解往备质。钦此。”

吴棠原来以为无理取闹，予以驳斥，现在“圣旨”下来了，要求吴棠亲自提人证卷宗，审理此案，不敢说是无理取闹了。于是采用了另一套办法来对付。就是今推明缓，持不了了之的态度。今天去催，说剿匪吃紧，没有时间，明天去问，说证人未到，无法审理。就这样东推西缓，时间又过了一年多，“圣旨”也成了空文。

刘裕聪为了父亲冤案从成都到北京，又从北京转成都，前后四年，田产当尽，家贫如洗。住成都马井街，每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借钱无门，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他给家里写信，要求弟弟卖祖业筹钱，送成都以救急。弟弟年幼不懂事，到成都两手空空。在路上赌钱，把所带的钱全都输光。气得刘裕聪捶胸蹬足，说:“我在外面一身是账，等你救燃眉之急。一双空手到这里，不但救不了我的急，你也陷于困境。父亲的冤未伸，这样的人活起有什么用?”弟弟面有愧色地说。“都怪我不是，请哥哥打吧”。刘裕聪说:“钱已输了，打又何用。不过，这样的教训应当记住，在困难时刻办事要特别谨慎，不然是会上当的。”弟弟说:“哥哥的话牢记在心。一回上当，二回尖，以后再也不赌钱了。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刘裕聪问“啥事?”弟弟说:“嫂子在家生了个放牛娃，长得胖嘟嘟的，怪可爱的。”刘裕聪听到这话，转悲为喜，不禁笑了起来说:“我不能为父亲伸冤，我的儿子长大成人也会控告的。”此子叫刘允估，就是通江著名书法家教育界的启蒙人刘拱辰的父亲。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九日为刘垂麟含冤死去安埋的一天。刘裕聪在成都桂公祠侧跳井自杀。死时写遗诗一首:“父杀冤埋日，家倾命尽时，此生无了局，死待报仇儿。”

刘裕聪含冤自杀的事，一传十，十传百，哄动了整个锦城，到井畔吊唁者数万人。成都太守李德良为了表示自己“爱民”的心意，亲书“刘孝子死节处”六个大字，刻石碑立在井旁。对刘垂麟这一冤案要负很大责任的四川总督吴棠看了李德良所写的六个大字，心头怪不是滋味，为了表白自己对死者的“哀悼”立即拔款为刘裕聪修“孝子牌坊”，还建了“节孝祠”，号召成都人春秋到祠致祭，不去者处以罚款。直接参与陷害刘垂麟这一冤案的娄诗徵、谢洪章等也题词。这样一来刘裕聪生前含冤未伸，死后反成了“红人”。然而吴棠所作的这些掩耳盗铃的事是骗不了人的，看了刘裕聪的遗诗，都知道害得他“家倾命尽”的是娄诗徵，谢洪章等，看了他们的提词，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